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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资源及其利用方式中文核心论文发表

博今文化 / 2019-09-11
“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资源及其利用方式 发布时间:2018-09-08

  摘  要: 精细分工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促使共享式的发展方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互补性为主的地缘经济关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共享经济奠定了基础。立足共享经济的内涵和方式, “一带一路”区域有以传统合作方式共享的资源和以现代商务方式共享的资源。为更好地共享经济资源, 必须筛选出适宜的共享模式, 在“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成为经济区、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约束下, 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共享资源和依托网络经济平台共享产品的经济模式是占优的。为保障“一带一路”区域的共享经济模式顺利推进, 需要沿线国家加大力度宣传共享经济、建立常态化的无障碍交流机制、有重点地推进五通建设、健全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关键词: “一带一路”区域; 共享经济; 传统共享; 现代共享; 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资源及其利用方式中文核心论文发表

 

  Abstract: Division of labor has been an irreversible trend in the world, sharing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dominant choice of regional economy. Complementary geo-economic relation is a good base that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f “B&R”select sharing economy. With cooperation deepening, sharing economy connotation is various types of ownership value converting to usage right value. Considering the connotation and fashion, there are many resources that can be shared by way of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and way of E-commerce. In order to share resources better, we must choose appropriated sharing economy mode under constraint that “B&R ”region become a economic zone and assimilate into the world economy.There are two modes that sharing economy based on develop together and sharing product on E-commerce. In order to push on sharing economy in “B&R”region, we need some measures, such as publicizing sharing economy, barrier-fre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propelling interconnection, improving system of RMB payment settlement.

  Keyword: “B&R”region; Sharing economy; Traditional sharing; Modern sharing; Mode;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自提出以来, 得到诸多领域的关注, 成员数量不断增加, 截至2017年底, 成员国为86个。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规模迅速扩大, 这是基于“一带一路”区域以互补性为主的地缘经济关系[1][2]。这种互补性已经极为具体地显现在各个方面:在一般贸易领域, 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澳洲具有坚实的贸易互补性[3];在能源合作领域, 中国与俄罗斯、印度等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4], 正在向非洲国家延伸这种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化, 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独联体、中亚等区域将多方面获益[5], 这需要一定强度的贸易自由度和经济自由度的支撑, 经实证检验, 在“一带一路”区域, 经济自由度的作用强于贸易自由度[6]。学术界对共享经济的研究成果不少, 董成惠对共享经济的内涵、发展、价值以及现状问题作了深入分析[7];马强立足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较为客观地展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8];蔡朝林对共享经济时代的政府监管问题作了研究[9];马广奇、陈静提出, 共享经济模式可分为产品服务体系、再分配市场、协作生活范式等三种[10];于博认为, 区块链技术能够优化、创新共享经济模式[11];郑志来通过对Uber和Airbnb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共享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闲置+价值+回报”[12];杨崇涛提出, 共享经济模式应当与中国经济增长点、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创业等有机融合[13];郑盛联立足发展目标, 提出共享经济模式分为市场导向模式和市场结构模式, 如果考虑商业网络, 又可分为商品再流通、耐用资产利用率提升、服务交换以及生产性资产共享[14]。伴随共享范围的扩大, 代码共享、内容共享、生活共享以及资产共享等共享经济模式也逐渐从学术领域进入社会实践[15]。目前, 学者多从一国范围内探讨共享经济的发展, 且以理论探讨居多, 延伸至跨境范围的共享经济研究则较少。由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体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互补性, 而共享经济是不可逆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为此, 本研究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探索“一带一路”区域的共享经济模式。

  一、“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的资源

  相似的资源禀赋和全区域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 使共享经济在“一带一路”兼具发展基础和内生推力。为了将共享经济的红利充分展示出来, 需要梳理分类“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的资源, 为选择适宜的共享模式奠定基础。以合作方式为标准, “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的资源可分为以传统合作方式共享的资源和以现代商务方式共享的资源。

  (一) 以传统合作方式可共享的资源

  传统合作方式主要是以实体发展平台作支撑, 以传统手段谋求资金、项目、市场等领域的合作, 尽管受制于空间距离, 但信息真实度高, 委托代理风险较低, 有助于保障合作效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沿线国家交流更加频繁, 以传统方式开展的合作增多。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以中国的角度梳理合作情况,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国, 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一带一路”区域各领域投资的高增长。2017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59个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143.6亿美元, 同比增长3.5%[16], 对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阿联酋、柬埔寨等诸多国家的投资形成持续增长态势, 中国资金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基础设施方面, 铁路、港口、跨境光缆是沿线国家可较多地进行共享的设施。自2014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 截至2018年2月, 开行数量已达到7600列, 途径哈撒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沿线国家, 已开行61条线路。中国承建和合作建设的印尼雅万高铁、莫斯科—喀山高铁、匈塞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马来西亚南部铁路、尼日利亚阿卡铁路、蒙内铁路等线路相继开通, 34条跨境路缆和多条国际海缆相继竣工。同时, 中国与沿线31个国家的港口实现物流信息共享[17]。交通基础设施的共享已经使诸多沿线国家接受到红利辐射, 溢出效应显着, 但尚有很多沿线国家因设有基建行业准入规定而阻碍“一带一路”区域的设施联通进程。随着设施联通红利的扩大, 在地缘政治干扰有限的前提下, 这些国家必然会调整相关准则融入“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进程。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和丰裕的FDI资金恰好与这些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需求相吻合, 能够促使基础设施领域的共享程度继续提升。

  在自然资源领域, 中国与东北亚、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合作日益密切。2016年, 中国自南亚进口的珍珠、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总量为25.1亿美元, 占中国自南亚进口总额的16.9%, 从俄罗斯和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达4195万吨, 同比增长10.1%[18]。资源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正在广泛发生, 共享空间正在迅速扩大。在资源专利技术及制品领域, 中国是“一带一路”区域中优势较为显着的国家, 钢铁冶炼技术、镍矿加工技术、钢铁及其制品、机械器具等正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大量需求的。其中, 钢铁贸易总额长期稳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的前十位。以当前的发展情况看, 资金、基础设施、专利技术及制品是“一带一路”区域可以传统合作方式继续共享的资源。

  (二) 以现代商务方式可共享的资源

  依靠信息技术搭建的现代商务平台, 已突破传统商务难以逾越的时空限制, 提高了资源和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消费结构和层次相似, 产品质量要求相近, 因此, 产品领域的共享度较高, 主要涉及农产品、工业产品、服务类产品等。在农产品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茶叶、棉花、水果、干果等农产品贸易量增多, 农产品易腐的特点对通关一体化产生内生需求[19]。信息技术的普及使高品质服务成为进入和占领市场的基本要求, 通关、商务、物流等相对独立的环节均进入现代商务系统。尽管“一带一路”区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经济塌陷区”, 但在现代商务领域还是积极融入了世界进程。2018年3月, 在重庆保税区的全程监测下, 以云端追踪的冷链物流运输方式, 从泰国、越南发出的龙眼和火龙果经“南向通道”历时9天运抵重庆口岸, 省时27天[20], 切实保障了生鲜农产品品质。从农产品的生长环境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享空间较大, 区位邻近的地区具有打造农作物生产链的条件。

  在工业品领域, 2016年, 在中国与中亚贸易中, 工业品比重较大, 中国对中亚出口额位居前十位的产品中, 服装类产品增速最快。其中, 鞋靴类产品出口额达22.8亿美元、占12.7%;衣着类产品位列第二出口额为22.3亿美元、占12.4%。除服装类产品外, 塑料及制品占比也较大, 位居中国对中亚出口品的第六位。由于在部分工业产品制造技术和资源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 除固有的东南亚市场和逐渐稳固的中亚市场, 借助现代商务平台, 中国将与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国家开展并深化这一领域的共享[21](P61—62)。

  在生活服务类产品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制造的车辆及附件、电子产品等需求较为旺盛。在东盟地区, 受制于技术和资源的制约, 自产车辆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缺口较大, 对车辆等交通工具等需求较大, 因此, 东盟与中国在汽车制造领域的交易规模较大,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化, 这一领域的共享空间会继续扩大。在电子产品领域, 以现代商务方式共享的产品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制造的手机、电脑、电子配件等电子产品在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受欢迎, 共享程度较高[22]。以现代商务方式共享的产品和资源均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以市场机制为准则, 能够有效激活微观经济主体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积极性。

  二、“一带一路”区域可共享资源的利用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可以共享的资源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但可共享资源的利用模式需要兼顾经济体的经济目标和“一带一路”区域的社会目标, 绝不能仅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标准设计或选择利用模式。

  (一) 基于共同发展目标的共享经济资源模式

  1. 投资合作

  资金短缺是“一带一路”区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力的增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2015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跃居为全球第二, 超过吸引外资额。其中,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156.8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5%。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为189.3亿美元, 同比增长38.6%, 是中国对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 占2015年中国投资流量总额的13%, 而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23]。2017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达1246.3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到2652.8亿美元, 在建境外经济合作区99家, 累计投资307亿美元[24]。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资金的成果是显着的, 但由于不发达经济体比重较大, 因此中国的诸多投资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 而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与沿线国家共享资金, 考虑区位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以差异化方式进行投资。

  (1) 增加对成长型国家的直接投资

  国际社会尚无对成长型国家的界定, 本研究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和中国的直接投资原则分列出这种类型的国家。成长型国家是“一带一路”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适中、具备一定程度自我发展能力和较强发展潜力的国家, 如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由于发展基础较好, 中国秉持经济收益目标与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截至2017年5月,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累计投资430亿美元。其中, 由企业和金融机构作为合作主体涉及的资金达80亿美元, 主要涉及能源、采矿、化工、机械制造、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哈两国的投资利益点明确, 投资合作频繁, 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最大的投资目的国[25]。成长型国家对资金的供需状况较为明确, 这对资金输出国和输入国均有利, 因为中国对成长型国家的直接投资多以经济利益为目的, 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资金的利用率, 还有助于高效契合资金需求国内在发展要求。

  (2) 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在“一带一路”区域,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远多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邻国。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是保障经济合作的重要硬件, 但由于文化、规则等社会资本的差异, 交通设施短板制约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而显现。为推进设施联通和保障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与周边国家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例如, 与俄罗斯、蒙古、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强化物流通道建设。然而, 由于诸多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资金、技术等要素匮乏, 难以以合作方式完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 且部分国家是物流通道, 中国基本上是以非盈利的援建方式帮助这些国家完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说, 这不属于投资的范畴, 但有助于周边国家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3) 加强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收入差异大, 比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与越南、阿富汗等国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 显着的经济势差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经济梯度内与经济梯度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但仍面临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劳动力成本上升、核心技术短缺的制约, 为给生命力尚比较旺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中国应加大力度鼓励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例如, 中国与这些国家共同打造产业链, 研发和销售端在中国, 制造端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低收入国家, 这种合作能够满足产业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多种发展目标, 推进互联互通。此外, 中国还应鼓励本国企业到这类国家承包工程、设立工厂等。

  2.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基础设施短板是“一带一路”区域成为全球“经济塌陷区”的要因之一,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诸多沿线国家的需求。顺应这一需求, 由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旨在帮助亚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 为此中国已注入大量建设资金。目前, 亚投行业务已开始运行, 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均在建设当中, 跨境路缆、通讯通信网络等标准化工程逐一推进, 这些工程均受到亚投行建设资金的支持。尽管这些工程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但距离设施联通的目标尚远。鉴于实践结果,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的发起国, 中国应充分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和资金优势, 有的放矢地与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成果。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优势, 本研究从基础设施的类别着手明晰中国的合作领域。

  在公路设施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路设施水平普遍滞后, 中亚、南亚地区虽有一定的基础, 但公路质量较差, 西亚的黎巴嫩、也门等国家, 北非的埃及等国家, 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 其公路基础均十分薄弱[26], 中国应强化与这些国家在公路建设领域的合作。在铁路建设方面, 中国应强化与中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地区的合作, 因为这些地区是“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通道, 当前铁路设施的供给缺口与较弱的运载能力已经难以支撑境内和区域的客货运输需求。在港口建设方面, 中国应强化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南亚的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和阿富汗, 西亚的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的合作。在航空建设方面, 中亚、东亚、中东欧等地区是中国今后的合作重点, 由于地质地貌约束, 应着重于直航线路的开辟。在光缆、电缆以及网络建设方面, 南亚和中亚地区是中国需要强化合作建设的重点区域。截至2017年底, 南亚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1.8%[14]。这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些区域接受现代经济红利的辐射, 也不利于过境货物的运输和实时追踪, 阻滞着这些国家的国际合作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要求, 从中国的实力和角度看,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共享空间很大。

  3. 打造经济合作联盟

  (1) 打造能源合作联盟

  “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储量丰富, 但分布不均衡。例如, 石油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 年产量占区域石油总产量的82.86%, 而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无石油资源分布。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矿产资源丰富, 而爱沙尼亚、马尔代夫等国矿产资源极度匮乏[18]。一国经济发展是各种资源共同支撑的结果, 能源合作联盟能够直接解决联盟国的资源供求问题, 更有能力与发达国家抗衡, 能够较好地确保区域能源安全。

  (2) 建构跨境产业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理念匮乏, 同质同业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 竞争多于合作的现状使区域的产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 直接危及沿线国家的独立发展权利。当前,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遭遇的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是例证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构制造业跨境产业链, 不仅能充分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 还能极大地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综观“一带一路”区域, 东亚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坚实, 国际认可度和参与度较高, 产业技术应用和研发能力较强。中亚和南亚地区土地及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利用度较低。西亚地区资源开采和深加工的长板与其他产业短板甚至缺失并存, 产业体系不完整。可见, 在东亚、中亚、西亚打造由研发、生产、加工等构成的制造业链条, 可以有效整合各区域的优势资源, 规避类似中国与东盟在国际市场中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恶性竞争, 从而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区建设进程。

  (3) 成立文化产业联盟

  “一带一路”区域文化特色显着, 民族众多, 民俗习惯不同, 宗教信仰多元, 这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础, 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在短期内, 同一宗教信仰的国家打造产业联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 清真产业已经在“一带”的诸多国家间展开合作, 市场遍布“一带一路”区域, 不同于其他产业产品需要达到国际质量认证标准, 清真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是马来西亚清真认证。无论是原材料还是产品只要满足这一认证就能在伊斯兰教的国家进入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以文化纽带打造产业链条, 尤其是具有民族宗教文化标识的产业, 在快速提升联盟国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同时, 能够顺畅实现民心相通。

  (二) 依托网络经济平台共享优势产品模式

  技术、资金、资源等差异使各国优势产品各异, 在传统经济平台, 有限的市场半径阻碍了产品价值的高效实现。进入21世纪, 互联网的普及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开始探索新型经济平台,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平台顺应市场需求应运而生且迅速占据一定比重的市场份额。这种新型商务业态快速使产品、产业摆脱时空制约, 为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可能性。梳理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品, 大多都能借助网络经济平台提高价值实现率。

  1. 以保障品质为目标提高农产品的共享水平

  “一带一路”区域内自然条件差别大, 地质地貌多样, 农产品特色显着, 由于各国的农产品替代性较弱, 因此大范围跨区域流转自古有之, 古丝绸之路的主要职能就是跨境运送产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沿线国家经济往来增多, 农产品交易量扩大, 诸多农产品在其他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例如, 中国的茶叶、棉花、苹果等备受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东北亚和南亚国家喜爱;越南芒果、菲律宾香蕉、土耳其樱桃、东盟荔枝等深受中国消费者欢迎。跨境电商兴起, 农产品的销售半径迅速延伸, 但产品品质的专业化介绍和长距离运输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区域农产品共享的制约因素。为此, 第一, 提高农产品网络交易平台的专业性。不同于其他产品, 农产品质量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是自然条件, 其特性、使用方法等的介绍极富专业性。然而, 由于全球普遍缺乏农产品电商平台, 因此, 当前农产品经营商多入驻已有第三方电商平台, 多以制造业产品的参数模板介绍农产品, 这不利于充分展示农产品的特点, 更不利于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国家提升经济效益。鉴于“一带一路”区域的农产品优势, 沿线国家应共同商榷出能够充分展示农产品特性的电商模块, 或要求现有第三方平台运用现代技术自建以农产品为主导的跨境电商平台。第二, 建构冷链物流体系。“一带一路”区域的特色农产品多以生鲜品为主, 电商使消费者可以在不受时空约束的环境中高效地达成交易, 尽管产品的市场半径加倍延展, 但消费者对物品的送达时效要求与交易时效成正比, 除通过集装箱班列、直航运输、境外仓等物流工具缩短时长外, 沿线国家必须积极建构冷链物流体系, 通过气调库、恒温库、冷冻库等冷链物流设施切实保障农产品品质,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支撑的物联网了解物流过程中的农产品品质变化以便及时调整物流方案。

  2. 以拓展市场为目标扩展制造业产品的共享范围

  就已有统计数据看, 制造业产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贸易品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制造业产品的交易规模将会不断扩大。2018年前两个月,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计1.26万亿元, 同比增长21.9%, 高于中国整体贸易增速16.7个百分点。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贸易品中, 机电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较大, 机电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18%, 占出口总值的58.4%;服装、纺织品、鞋类、家具、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同比增长了12.9%、27.4%、13.1%、21.5%、27.3%、17.7%、28.9%, 合计出口4923.1亿元, 增长19.5%, 占出口总值的20.2%。主要生活服务产品的贸易量也大幅上升, 中国累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汽车16万辆, 同比增长30.4%;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等产品出口量达6344.1亿元, 同比增长19.4%[27]。中国境内各省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向好, 例如, 2018年前两个月, 河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量达155.6亿元, 同比增长17.2%, 占河南外贸总值的20%。其中, 出口103.7亿元, 同比增长3.1%, 占其出口总值的21.9%;进口51.9亿元, 同比增长61.1%, 占其进口总值的17%。

  传统商务方式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制造业产品领域已经展示出较好的合作趋势, 现代商务业态助力了一般贸易品共享水平的提升, 但尚未达到网络经济平台能够达到的水平。立足实际, 第一, 加强平台对产品的展示功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以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形式拓展产品市场, 尽管其中不乏“一带一路”国家自建的电商平台, 如中国的天猫国际等, 但这些平台均以国际化标准搭建和完善, 还无法充分适应“一带一路”区域市场的需求。要拓展“一带一路”区域市场, 必须在现有平台的展示模块中充分融合对沿线国家市场需求点的对接。例如, 发达国家消费者购物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产品品质是否达到国际质量认证标准, 而“一带一路”区域的消费者多以产品的性价比作为消费依据。鉴于这些差异, 在网络平台上展示商品时, 需要强化多种语言介绍功能, 以便沿线国家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商品;强化对沿线国家消费者关注方面的展示, 且融入同类商品的信息, 以满足客户对性价比的需求;强化支付环节的优惠便利功能, 例如, 给予以人民币结算的消费者一定的优惠,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有助于维系区域金融安全。第二, 提升物流效率。尽管制造业产品不存在生鲜农产品因物流时长而腐烂的问题, 但对物流效率的要求也很高, 不仅涉及物流设施和工具的要求, 还有对配送高效的要求。较之农产品, 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半径和运输距离均更长。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普遍不完善, 贸易量较大且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应鼓励本国知名企业在境外选址建设海外仓, 以地区贸易量为标准, 在经济发展环境较好的国家选址, 或在有企业分支机构的国家选址, 保障客户下单后可以从距离最近的仓库发货, 从源头上保证配送效率。同时, 贸易规模较大的国家应积极以政府为主体建设境外仓, 为诸多国家提供仓储配送服务。海外仓和境外仓是国际标准仓, 但前者是企业行为, 以经济利益为目标, 仓库的仓储配送范围有限, 以企业的要求为主, 主要保障本企业产品的物流效率, 故效率较高;后者是政府行为, 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 由一国政府在本国或得到许可的其他国家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仓储配送服务的国际标准仓, 对货物种类没有严格限制, 符合沿线国家商定的相关标准即可, 但物流效率的提升程度有限。

  三、保障“一带一路”区域共享经济模式运行的措施

  (一) 加大共享经济的宣传力度

  在精细化分工的国际趋势下, 共享经济的出现成为不可逆的选择。中共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两会报告均将共享提升至国家未来发展重点的高度, 这一研判同样符合沿线国家的发展要求。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共享经济的认识还十分有限, 为了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区域的共享式发展, 急需在区域层面达成关于共享经济的共识。首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府层面需要统一认识。“一带一路”区域较为落后的经济现状, 使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把握难以准确和同步。在共享经济已经成为必然选择的背景下, 沿线国家应明确合作是推动自身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 需要明确共享经济的内涵很广阔, 并不锁定为转让闲置资源的使用权, 以区域共建为目标的援建、技术支持和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贸易、投资等均在共享经济范畴之列。在动因和内涵明确的前提下, 沿线国家在政府层面应达成加大宣传力度的共识, 在可能的范围内关于宣传内容适当相近。其次, 将共享经济融入发展会议和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以“一带一路”发展为主题的区域发展会议增多, 在诸多国际会议中, “一带一路”也成为重要议题, 沿线国家在主办或参与这类会议时应积极宣传共享经济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 鼓励学者深入“一带一路”区域共享经济发展的研究, 以科学手段论证共享经济对“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 建立常态化的无障碍交流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愿望强烈的沿线国家提供了可以加快发展的机遇和平台。2013年至今, 成员数量激增, 可共享的资源所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多, 形式多样, 但妨碍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逐渐显现。例如, 因产品质量认证标准不一, 中哈两国一般贸易常常受阻;因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一, 中国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铁路运输效率不高。在各级各领域建立常态化的无障碍交流机制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区域发展品质的有效途径。经梳理, 产品质量标准、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通关标准、产业分工、金融服务方式等领域已经显示出矛盾, 由于涉及面较广, 因此, 需要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各级各领域的交流机制。第一,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定期会晤机制, 旨在涉及国家之间合作领域、国际贸易标准等方面进行常规化磋商, 以相对一致的合作意向推进区域发展。第二, 鼓励城市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旨在将国家间的合作意向落实到有资源优势区域之间的合作, 增强共享实践性。第三, 强化同一产业内的企业组建产业链, 旨在依靠知名企业将“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尤其是引导同一产业内的企业打造跨境产业链, 将竞争关系扭转为合作关系, 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效益。通过常态化的无障碍交流机制, 及时解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使沿线国家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红利。

  (三) 有重点地推进五通建设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 中国主张沿线国家互联互通, 并将核心内容凝练为五通, 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同。在实践中, 这五通的成效已经显现, 但差别显着。立足已有的成果, 本研究认为, 以相同的投入力度建设五通, 不利于五通的最终实现, 有重点地推进五通建设, 不仅有利于节省建设成本, 还有利于五通的尽快实现,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的建设情况对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的效果影响较大。因此, 第一, 强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及资金融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一排序是本研究的结果并与实践较为一致。“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政府层面出台的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 国家之间在各领域已经展开深入合作。可以说, 顶层设计领域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在设施联通方面, 中欧集装箱班列有效带动了“一带一路”区域的一般贸易发展, 而中国援建、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已投入使用, 待其他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则会使“一带一路”区域的共享经济全面提速。在资金融通方面, 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且注入资金最多。在微观经济主体层面, 2018年1—2月,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0个国家新增投资21.5亿美元, 同比增长20.1%, 占同期总额的12.8%[29]。截至2017年5月, 沿线2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银联已覆盖沿线41个国家[30], 极大地便利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第二, 关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在国际贸易领域, 经济利益是贸易发生的基本条件, 在政策、资金、硬件等供应链要素有保障的条件下, 只要双方有利益诉求则贸易就会发生。伴随经济合作的频繁和深化, 加之政府引导、文化同构及发展水平等因素, 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则会顺势而成。因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深入政策、设施、资金等领域的联通, 在这些要素性投入到一定程度时, 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则会以结果性成果展示出来, 但沿线国家应适时引导贸易和民心领域朝“一带一路”成为经济区方向联通。

  (四) 健全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自2009年中国批复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试点以来, 越来越多的境内城市能够支持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业务, 为人民币进入一篮子协定、成为SDR货币奠定了基础。因地缘经济关系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在“一带一路”区域发展良好。截至2017年12月底, “一带一路”区域最具影响力的前50家企业中, 金融类企业较为突出,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名列其中。6家中资银行在沿线19个国家设立了80多家分行、子行、代表处等, 中国银联卡已经覆盖沿线50多个国家, 超过400万商户和40万台ATM机可以使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合作项目提供各种类型的保险服务, 且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签订了合作协议。截至2017年5月底, 中国各大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近一半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其中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数量最多。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覆盖率超过50%, 中国银监会与29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MOU) 或协议。在各大商业银行中, 中国银行于2017年年底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设立了海外机构, 并与当地500家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31]。尽管中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 但由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仍有限。因此, 第一, 借助清算行平台加大人民币支付清算的宣传力度。由于美元、日元等长期充当国际结算货币, 故尽管人民币已经进入国际硬通货行列, 但仍有很多国家对其不熟悉, 故加大对人民币支付清算的宣传极为必要。由于清算行在离岸市场中的作用强于支付清算, 且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已设立多家清算行, 因此由清算行承担宣传人民币支付清算相关业务较为适宜, 主要是帮助境外市场投资者与客户了解人民币支付的收益和商业机遇、推广人民币业务、发展离岸市场客户、调节境外人民币流动性等。第二, 强化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建设。主要是为了消除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的支付机构代码对跨境人民币支付造成的障碍, 以帮助境外金融机构获得准确的支付路径信息。为降低支付信息需求的不确定性, 应引导中国所有银行接入CIPS。第三, 着力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兼容性。主要是应对不同支付系统报文不兼容问题和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的信息披露要求给离岸金融机构带来的困扰。因此, 在升级人民币清算行功能和人民币CHATS (清算所自动转账系统) 的同时, 还需着手人民币支付系统与其他金融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一体化建设, 通过提高人民币使用者对人民币的粘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四, 力争将人民币纳入CLS (持续连续结算系统) 结算货币体系。在国际金融业务中, 除中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 以人民币支付的货币成本与其他交易费用高于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 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尚不属于CLS结算货币, 还要面临支付限额约束, 致使约90%的人民币交易因结算方式暴露在本金风险中使对手方风险限额受限[32]。可见, 在已经获得SDR权利的情况下, 为助力“一带一路”区域共享经济模式的落实, 人民币必须着手进入CLS结算货币体系的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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