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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权威推荐6篇)教师高级职称论文

博今文化 / 2019-10-09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权威推荐6篇) 发布时间:2018-10-25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一(1):     题目:战时期重庆的防空宣传     摘要: 抗战时期, 侵华日军利用其优势航空兵力对中国国土进行大规模无差别轰炸,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 空袭的威胁更是步步紧逼, 对民众进行防空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宣传尤为迫切。国民政府组建了防空机构, 并通过文字宣传、举办防空展览和防空演习等多种宣传方式给民众灌输防空常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成为战时动员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抗战; 重庆; 防空; 宣传;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配图     现代立体战争, 其“胜负之决, 必以空军”[1]。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无空防即无国防”[2]。国民政府的防空建设起步较晚, 于1932年才开始筹备, 又着重于消极防空。蒋介石在《国民与航空》序上说:“今日之中国, 以国际局势之紧张, 与内外环境之险恶, 全国国民, 应集中全力于自卫, 而自卫之要, 又当集中全力于空防之建设。”[3]当时中国因人力物力的限制不能充分建设积极的军事防空, “敌国之空军, 均较吾国强, 以吾国贫困之现状, 欲迎头赶上, 恐为难能, 然在此国难期间之今日, 其唯有先从速着手于消极防空乎!”[4]81938年,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 日机的威胁进一步加剧。如何唤起山城民众投入防空事业是国民政府的迫切之需, 为此, 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众防空知识的宣传和防空技能的教育。     关于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问题, 学界前辈多有涉及。据笔者目力所及, 有关于防空建设的整体研究 (1) , 也有关于积极防空或消极防空的专项研究 (2) 。虽对防空宣传问题多有涉及, 但都不甚详尽。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 以求教于前辈。     一、全面抗战爆发, 重庆防空地位上升     (一) 国府迁渝, 空袭威胁加剧     现代战争的“总体化”趋势, 使得无论前方还是后方, 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重地还是偏僻乡村, 无论前线战斗人员还是妇孺老幼, 都有空袭的威胁。重庆虽为内陆城市, 亦有空袭之忧, 随着国府迁渝, 重庆遭受空袭的危机大大加深。1937年11月20日, 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26日下午, 林森一行人率先到达重庆, 至1938年12月8日, 蒋介石也率领军事委员会相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 迁都过程基本完成。重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 从一个西南边陲小城一跃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中心, 也是国际瞩目的焦点之一, 重庆的战略地位自不待言。     日机自1931年轰炸锦州开始, 一路步步紧逼, 相继对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狂轰滥炸, 日军大本营《345号大陆指令》声称:“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 须集中兵力, 投入优良的飞机, 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5]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也在1938年2月开始, 那时迁都工作尚未完全结束, 空袭的阴云就已笼罩在重庆上空, 所以“‘万事莫如防空急’, 这话在重庆市尤其重要”[6]。     (二) 重庆防空力量薄弱     当时中国防空事业刚刚起步, 重庆的防空力量更是薄弱不堪。抗战期间, 日本首先调用了450架飞机袭击中国, 不久增至800架, 而中国当时国力弱小, 军队装备低劣, 空军虽有600架飞机, 单可参战的不足半数, 使得中国的制空权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即丧失殆尽。到1938年广州、武汉陷落前夕, 中国空军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飞机数量从参战时的200余架减少到135架, 这和日本拥有800余架性能先进的飞机相比形成天壤之别。在双方历次空战中, 中国空军损伤极重。1938年2月18日, 日军首次轰炸重庆, 中国空军10架战斗机起飞迎敌, 结果被击落6架, 击伤4架;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 日机分别以36架和27架袭渝, 虽中国空军奋起反击, 但是仍然损失惨重;1939年5月4日, 短短48分钟内即炸死市民3 318人, 炸伤1 973人, 损毁房屋2 840栋又963间[7]。空袭的惨烈使得“无空防即无国防”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力量本就十分弱小的中国空军在连续作战中蒙受着巨大损失。1940年9月13日, 璧山空战中, 日本第一次将性能优越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使用。“经此一役, 中国大后方的空军基本损失殆尽。自此之后, 重庆上空的指挥权被日军完全掌控, 中国空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对日空战。”[8]259     从消极防空方面来讲, 虽国民政府兴建了防空壕、防空洞等避难设施, 但是其中私人防空洞发展最快。1941年10月下旬, 各公私防空工事能为其中的461 080人提供掩蔽, 当时重庆人口为687 943万人, 其中公共防空工事容量仅占总容量的27%[9]224, 所以能够提供给一般市民的避难场所仍十分有限。而且更为艰难的是, 重庆教育水平极为落后, 民众防空意识薄弱, 即使部分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若要问及防空的意义, 也“雎盱而不能答”[4]9。一般民众尚不知飞机为何物, 更勿论防空。     总之, 防空教育与宣传对于防空建设尤为重要, 国民政府防空当局认为:“民众对于防空意义的了解, 对于防空知识之灌输, 防空技能之学习, 可以因普遍的宣传而达到目的。”[10]37但是民众防空知识贫乏, “欲建设国民的各项消极防空, 应先尽可能地利用防空展览会、宣传队、电影、播音机、报纸、杂志、书报等, 作广大的防空宣传, 以引起敌忾同仇的观念、国家民族的思想, 使全国无论是在城市或乡村之居民, 无不能知道人人有空袭之危险, 人人有防空之责任, 且能深明防空之各项办法及动作, 于急难之时, 各自从容避免损害”[10]81。     二、空袭威胁下的重庆积极开展防空宣传     (一) 组织机构     1. 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     1935年, 国民政府在全国各省普建带有全民宣传性质的防空协会, 四川省防空协会应运而生, 同年8月1日成立的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是重庆最早的防空机构, 由重庆市市长李宏锟和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分别任正副处长, 下设宣传组, 重庆防空宣传教育开始有部门专司。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奉令改组, 将办事处升格为省防空协会支会[9]147。但因为防空支会经费不能按月拨付, 会务工作实际上无形停顿。同年11月8日, 重庆市动员委员会宣告成立[11]。     2.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隶属重庆市政府, 下设有宣传委员会, 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派员负责。1938年2月, 日机第一次轰炸重庆, “热闹山城, 顿成死市”[12]。为进一步加强防空建设, 国民政府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改组为重庆防空司令部, 隶属于航空委员会, 原宣传委员会撤销, 其业务并入第三科。     3.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     最初设立的名称是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下设服务总队, 根据《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服务总队队员服务须知》可知, 服务总队平时服务工作就有“劝导人口疏散并解答疑难问题, 宣传防空防毒救护等常识”[8]245。     此外, 全国防空工作的最高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也坐镇重庆, 学校防空教材就出自于此。     (二) 防空宣传的形式     1. 文字宣传     防空宣传大纲。防空宣传大纲是最主要的刊物, 内容切要、简明, 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能, 印发至全党、政、军、文化、交通等机关社团, 使所有宣传人员有所依据。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下达《防空宣传实施纲要》, 对防空宣传的要旨和事项、方式方法、组织形式、基本原则、时间与步骤等6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9]354;1940年8月3日颁发《对敌机滥炸陪都宣传大纲》, 要求陪都防空机构有关人员将“大纲”在各防空洞讲述[9]355;等等。     防空报刊。抗日战争爆发前, 重庆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 日报8家、晚报1家, 大大小小的通讯社有11家。仅在1939年重庆市报纸就有20家, 最盛时达22家, 通讯社方面有50余家[13]。即便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 重庆报界组成的《重庆各报联合版》也从未停刊一天。《新民报》《国民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常常刊载防空防毒知识, 同时报道战况。防空杂志主要是研究防空学理与技能, 并促进各地防空之建设, 灌输国民防空之常识。全国各党、政、军、文化、交通等机关社团按期订购。1920年5月创刊的《航空》 (后更名为《航空月刊》) 杂志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宣传刊物。1934年1月, 航空署成立中央防空学校, 发行《防空》杂志, 该杂志成为当时指导全国防空建设的刊物。此外还有1939年创刊的《防空军人》、军事委员会防空处编《防空画刊》、四川省防空协会主编的《防空季刊》, 1942年重庆防空司令部第四处编《重庆防毒通讯》, 1935年防空总监民防处编《现代防空》, 1940年防空总监部防空节出版《防空节纪念特刊》[9]358, 学者袁成毅先生在这方面多有研究[14]。     防空书籍。关于防空书籍, 既有当时有关防空机关编写的普及性读物, 也有民间专家学者的研究着述。比如:防空学校1936年编《防空常识》《民间防空之消防》, 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国民防空必读》, 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出版郭长禄着《论日机轰炸我国之违法》, 中国科学公司1941年出版黄立之翻译的英国着作《城市防空》, 重庆防空司令部1938年编印《防空警报》, 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出版朱晨着《民众防空论》, 重庆中山书局1938年出版商健行编《防空篇》等。此外, 还有一些防空小册, 如《告本市各界同胞书》《市民防空须知》《防毒方法》《避难方法》等。这些着作涉及内容丰富, 有的介绍防空、防毒、疏散和警报信号知识, 有的讲解空袭警报时注意事项和防炸避难的方法, 这些防空刊物对普及防空常识、减少空袭损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防空标语。防空标语是防空业务的标志, 而且最易深入民间。防空机关通常将拟定的标语中选定最有刺激性, 最有意义, 且最简单、明确、浅近者印发全国各机关和社团, 再由各机关社团制印张贴。在第一届防空节纪念大会, 由防空总监部特别制定了许多防空标语, 如“防空是国民自卫工作, 努力防空就是努力救国”“防空技术科学化”“防空教育大众化”等14条标语[9]359。当时各大报纸也会刊登防空标语。比如《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多次刊登, “夜间一闻警报, 各家灯光应一律熄灭或施行严密遮敝”, “灯火管制在于使敌机失却投弹目标”, “夜袭时不要在室外吸烟, 更不可用电筒照射”[15]。《新华日报》曾刊载“警报时自备粮水”, “妇孺老幼, 迅速疏散”。     2. 特种宣传     防空展览会。1935年2月, 航空署在南京举办中国首次防空展览, 因效果不错, 向全国推广。同年10月23日, 重庆市首次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进行了反空袭和普及防空知识的宣传, 内容分军防、民防、防空情报三大部分。以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防空防毒展览, 参展的器材有航空器、防空兵器、炸弹、防空配备、防空监视、防空情报、防空通信、防空警报、消防、防毒、救护、交通管制、灯火管制、伪装及烟幕、防空建筑设备等。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次:1941年10月19—21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办防空展览, 因参观人数众多, 延长3天;1942年4月10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5天的防毒展览大会, 观众3万人以上。鉴于展览效果甚佳, 决定在各区分期巡回展览。每区展览2~4天, 晚上放映防毒电影。在19个地区巡回展览共68天, 观众达20余万人, 放映电影17次, 观众9万余人[];1943年4月1日, 重庆防空司令部举行防空扩大宣传周, 在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防毒展览, 展出防毒器材、图书、照片及统计表等, 前往参观者达5 700余人。4月5日—8月12日先后在北碚、朝天门、江北弹子石、化龙桥等10处以及北温泉和青木关举办3期巡回防毒展览, 参观者共计6万余人。     防空演习。“防空事务在平时虽有相当之准备, 如至战时敌机空袭, 民众究竟应如何应付仍是盲然”, 组织防空演习是提高训练水平的重要形式, “既可审视设施情形, 并可唤起民众觉悟”[16]。1937年10月23日举行重庆第一次全市防空演习, 午前12时半至午后2时25分为演习敌机空袭渝城, 午后6时50分至8时10分为演习灯火管制。此昼夜二次演习, 成绩均异常良好[17];1938年1月24日, 日机首次轰炸宜昌后, 重庆市政府于2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习, 侧重消防方面, 计演习3日, 演习内容包括消防人员接到警报后集中待命, 假设敌机在码头、市区等地投下炸弹, 消防队救护情形[18]。1940年8月, 重庆防空司令部以“对敌空军陆战队及防止奸宄暴动”为主题举行幕僚演习, “使各级幕僚及部队干部熟练非常时期之作业, 并相互间之联系, 为尔后实战时之准备”[19];1941年5月9日, 重庆市警察局在都邮街广场举行防火大演习……此外在川师操场、江北觐阳门河坝、南岸狮子河坝、沙坪坝磁器口河坝等地同时举行防火演习, 并定10日下午3时起至6时举行防火游行[20];1942年2月, 重庆市还举行了“空军驱逐部队与防空全体机构协同运作以击退空袭敌机之攻防演习”, “教练监视哨发现识别飞机判断飞行高度报告情报所”, “教练情报所关于驱逐机动作及指挥高射武器以便随时应战”[21]。防空演习以逼真的场景给人们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于群众切身感受空袭的威胁有着直观的体验。     防空节。为纪念1934年11月21日在南京的首次防空演习, 1940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将11月21日定为防空节。陪都共举办过九届防空节, 前五届防空节因重庆作为陪都, 纪念活动较为隆重。随着抗战结束,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 重庆第六届至第九届防空节虽仍举行活动, 但规模大不如前。1949年11月3日重庆即将解放, 第十届防空节就此作罢。前几届防空节纪念都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 除了党、政、军要人, 如黄镇球、贺国光、刘峙、吴国桢等纷纷出席防空节纪念大会外, 还有英美驻华大使、空袭防护机关和团体代表等计5 000人左右, 为期3天。每逢防空节, 均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举办展览、广播演讲、放映影片等方式进行防空宣传。防空节宣传要点每一届虽各有侧重, 但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揭露日机空袭罪行;宣传防空工作的重要性及防空节意义;讲解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通报陪都防空建设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传授防空袭及防毒常识;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协助防空建设, 参加防护工作[9]363。     学校教育。国民政府的防空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1934年1月1日, 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防空学校, 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防空事业人才的专业学校, 由留学德国考察学习防空的黄镇球任校长。中央防空学校召集地方公务人员、人民团体职员受训, 学习飞机枪炮、情报、救护等知识, 受训结束之后, “凡去防空学校受训人员分别到各基层单位、团体、学校等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同时, 还在普通学校增加防空课程, 各级学校有相应的防空课本, 防空总监部民防处主编《中学防空读本》《高小防空读本》《国民防空读本》《儿童防空讲演》[22]2等教材下发各级学校, 使小学生知道空袭的惨祸、避难的方法、服从纪律等, 使中学生知道救护及防毒消防等各种常识, 担负一部分的防空责任, 使大学生知道各种科学中研究防空的方法如毒气、防毒、防空兵器、飞机制造等, 以贡献给政府和民众[23]2。黄镇球等人还撰文详细介绍了防空与地理、历史、算学、公民、理化、建筑、文学、植物、医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以丰富防空知识的研究[23]2。通过对国民进行防空教育, “建立起心理的防空”, “提高存亡生死的奋斗精神”, “负荷起生存自卫的神圣责任”[24]73。战前的人民防空研究班召集各省市的在职人员施以防空教育, 以应对战时的需要, 但随着战局日益恶化, 交通困难, 采取召集一地施教的方式有诸多不便, 国民政府决定开办民防游教班, 采取游动教育的方式, 到川、滇、黔、陕、甘、宁、青、桂、粤、湘、赣、闽等省施教[22]2。     其他方式。除此之外, 国民政府还通过口头宣传、绘制防空防毒图片或挂图、播放防空电影、排练防空戏剧、编写防空歌谣等艺术宣传方式, 因时因地进行宣传。例如, 1941年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责令有关部门, 利用敌机空袭时在防空洞内宣传防空秩序、防空防毒知识、公民卫生常识和国民精神、抗日英雄故事、历史爱国故事、国内外时事等防空教育内容。     三、重庆防空教育与宣传的意义     (一) 客观上减少了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抗战初期, 不少重庆市民在空袭时因好奇而驻足观看, 因之丧命的人不在少数。到1938年2月18日, 日机首次空袭重庆, 一般重庆民众皆“以为建设防空, 全是政府或军警的事”, 与自己“漠不相关”。鉴于此, 防空司令部深知由于“防空举办未久, 人民对于防空知识尚属浅薄”, “关于宣传事项, 最为重要”, 于是组织了“宣传队十大队”, 每周“轮流在市区宣传, 用以普及防空知识与意识”[25]。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后, 空袭的惨烈让民众心理震动, 大部分人开始听从政府命令, 镇静有序, 积极补救。“六五大隧道惨案”后, 国民政府各防空部门开始积极整改, 同时加大力度对民众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 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一旦发生事变, 不致慌张, 若遇敌机投掷炸弹, 能从容避难。遇房屋着火, 能迅速扑灭, 遇毒瓦斯, 亦能设法消毒、防毒, 无论当时情形如何惨酷, 均能从容应付, 以减少损害。”     据统计, 在1939年日机1枚炸弹要炸死或炸伤市民5个半人, 1940年1枚炸弹炸死或炸伤1人, 1941年是3个半炸弹炸死或炸伤1个人[26]。这样的统计数据虽不能直接表明防空宣传教育的良好效果, 但是生命财产损失的减少是官民合作的结果, 增强民众防空意识, 至少能减少因无知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战时到重庆采访, 曾对重庆防空有过记载:“重庆防空, 世界无出其右者”, 因为“民众一闻警报, 即进入防空洞, 一如学校上课, 鱼贯而入, 秩序井然”。即使言语或有夸张, 但多少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二) 激发抗战热情, 支援抗战     防空宣传教育不仅是教会民众在空袭灾难来临时保全自己及他人的方法和技能, 而且使人们明白空袭的危害, 深谙这场战争的性质, 认识罪魁祸首, 从而激发抗战热情, 积极投身抗战大业中。     1940年春, 广大市民响应防空当局开展的扩大防空洞运动, 仅3月份就同时有120处动工兴建防空洞、壕, 防空洞容量成倍增长, 逐渐与市民的防空要求相适应[24]157。1941年11月, 重庆市政府通过《重庆市市民自建防空洞办法大纲》, 决定立即着手筹建“市民自建防空洞委员会”, 负责办理增建防空洞, 筹划向市民和商家“摊认”“乐捐”建筑防空洞经费等事项。12月22日, 重庆市政府召开发动市民修建防空洞会议, 决定立即发动市民增建总容量为10万人的防空洞[9]220。截至1943年11月, 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防空工事1 823个, 总长度8.4万米, 总容量445 000人;其中公共防空工事有282个, 长度共计1.9万米, 容量共计112 600人;私有防空工事有1 541个, 长度共计6.5万米、容量共计332 400人[9]221。重庆防空工事的大量增加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参建。     开展献金、献机运动是抗战大后方人民反轰炸的一个创举。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建设积极防空, 才是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 先后有“儿童号”“剧人号”“记者号”“荣誉号”“新军人号”“青年号”“妇女号”等各界捐购的飞机。大后方广大民众发起的“献机运动”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有力地支持了防空建设。     (三) 培养民众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防空宣传教育是国民政府消极防空建设中的重要举措, 是抗战动员中的一环, 同时也是官民合作的重要体现, 若依教育的理念, 国民政府可称作施教者, 民众便是受教者, 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良性互动才能创造出最佳的教育效果。如果说民众从最开始的“漠不关己”到后来响应政府指令, 一时间“迁往乡间者甚众”, 是因为空袭惨象的刺激而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那后来许多主动积极投身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战大业之行动便超出了这个层次, 是政府和人民的一次良性沟通, 也是艰难战争时局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积聚的结果。正如在重庆只住了3个月就遭受了40余次轰炸的林无双写下她在重庆的观感:“奇怪的是当战争拖下去时, 中国的士气越来越高了。当收复了一座城池, 在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我们依然举行庆祝, 照样生活着。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 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夜袭以后人们又在第二天六点或七点钟起身工作。还有的孕妇在防空洞里生产孩子。空袭不能破坏我们的幸福。炸弹怎能摧残我们的士气, 怎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 但我们无论如何却要抗战到底。”[27]     重庆的防空宣传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国民政府各管理机构重叠, 体制混乱, 贪污腐败现象严重, 令防空事业的推进多受干扰;另一方面是民众防空意识薄弱, 教育落后, 受传统观念束缚, 觉悟程度有限。这些都使得防空宣传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王杰人.现代防空之必要[J].防空杂志, 1935 (1) :256.   [2]黄镇球.中国之防空[Z].1935:2.   [3]蒋中正.国民与航空[M].上海:中国文化学会出版社, 1934:2.   [4]黄镇球.我国防空建设之动向[J].防空, 1935 (1) :8-9.   [5]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M].李泓, 黄莺, 译.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59.   [6]本市防空问题[N].国民公报, 1937-11-20 (1) .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一(2):     题目:晚清民间商务英语的兴起与演变     摘要: 我国近代商务英语的兴起源于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沟通需求。这种商务英语主要是上海的洋泾浜英语, 以中外商贸及与之有关的金融、服务项目为内容, 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实用性。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启, 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急需商务英语人才, 促进了中外贸易交流和发展, 让更多国人通过学习了解西方世界, 也开创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的先河。     关键词: 晚清; 商务英语; 中外贸易; 兴起与演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 随着中西方远洋贸易量扩大, 广州、上海等港口成为中外商埠重要贸易集散地。英语逐渐取代其他外语成为商务主要交流语言, 导致社会急需一大批懂英语的人才。为此, 民间商务英语学堂开始兴起。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兴起的社会基础     随着天朝国门洞开, 西方文化开始从广州、上海等地进入内陆, 日益开放的观念和外贸需求为英语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广州、香港、上海等重要通商口岸, 英语作为通商公共语言使用频繁, 让人们对外语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 促进了商务英语学习风潮兴起。[1]15     (一) 内外驱动力对晚清商务英语热潮的作用     引发商务英语热潮的内驱力来自晚清政府洋务运动和现代化经济需求。当时传统工业、商业、制造业都在西方现代化工业面前全面溃败, 如不能及时遏制经济颓势, 整个国家经济将落入西方手中。为了兴办近代工业、制造业, 就要大力购置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无论采购、安装、操作是监管这些新技术, 都需要大量懂外语人才。而与之相关联的港口、码头、海关、船运、电讯、报表、通关文书、商品登记造册等报关单也多以英文填写, 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因语言障碍造成交易失败或商品货物积压无法出关, 会带来很大经济损失。因此, 当时对英语人才渴求是非常迫切的。     在晚清推动洋务运动同时, 西方商人在我国海港口岸开设的与商业相关的洋行、商行、金融、制造、航运等外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大量商业往来日趋频繁。大量懂外语的国人在外企做事, 成为在华洋商的高级雇员, 负责商务翻译、记账、谈判、文书等工作。在西方人开设的企业、公司中还大量雇佣普通员工, 这些人虽然达不到翻译水平, 但也要掌握英语中的日常用语, 应付简单数据和商品管理等商务英语。这也成为外企雇员最基本的录用硬指标, 这种商业英语的需求刺激了商务英语学习, 在内外驱动力支配下, 英语在晚清成为近代化必备的交流语言工具。[2]30     (二) 商务英语的商业价值带来学习热潮的直接动因     在晚清全力开办洋务运动之时, 英语所具有的商业需求潜力被放大, 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多。除了通商口岸和外企之外, 在晚清邮政、铁路、电报、政府机关中通晓英语者的职位和薪资待遇优势明显, 一时间通晓英文者在各行业中都属于受重用的精英人才。如在洋行中能帮助文书看英文账单的职员, 工资薪水就比别人高一倍不止, 在外企中懂英语的雇员除了薪水高外还有专门的语言津贴, 申报曾评论:“华夷杂处, ……以租界以为活者, ……不下数百人;一公司之买办也, 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 而月得数十金。得西文之浅者, 已足以糊其口。”[3]19这种薪资差异带给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 学会英语就能谋得高薪要职已成为社会共识。相反, 在海关港口中任职的不通晓外语人员, 待遇低很多, 更是难有升职空间。如果不能掌握英语, 只能在下层职位上碌碌一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刺激下, 英语成为个人谋生的重要能力筹码, 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商业化推进, 商务英语交际能力成为成功进入商业圈的通行证。     二、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形式和演变     晚清中外贸易增加刺激了英语学习热潮。学习商务英语成为民间广大知识分子谋职发展的现实诉求, 商务英语教学也随着社会需求发生转变。     (一)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特征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机构根据内容侧重点不同, 主要分为“兼授”“专授”“培训班”“夜校”几种。“兼授”商贸英语的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英语, 同时包含近现代实用商业内容。同期的各种商业英语短期培训班在广州、上海等外贸港口出现, 短时间内为中外海洋贸易提供了大批掌握初级英语人才。1865年传教士傅兰雅联合华洋绅商共同创办的上海英华书馆, 有着西方宗教背景的英文学校, 于1874年开始开设夜校专门讲授商务英语, 并持续近六十年, 直到1932年学校关门才停止, 是晚清民国时期英文夜校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上海同文馆创办于1893年,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民间商务英语学校, 由英国人布茂林创办并担任首席教授讲授英文、地理、西方历史、物理、西方算学等。上海同文馆师资力量雄厚, 教学成绩突出, 在当时上海西文学校成绩中位列首位, 其开设贸易英文专科与传统英文分讲。除这两家英文学校讲授商务英语之外, 英文商务学院、中西贸易书院、商务捷径英文书馆、教习生意英文书馆、英文商务书馆等都开设专门课程讲授商务英语。这些沪上英文学校成为近代我国最早的一批商务英语学校。这些商务学校的创办为晚清中外贸易交往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缓解了中外商贸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 也体现了中外贸易持续扩大、社会对商业人才和外语的重视, 个人也能通过商务英语学习和掌握近代商业运作技能和规则, 并从中获得较好的薪酬和地位。[4]21     (二) 商务英语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     晚清商务英语学校的全程教学以英文为主, 在讲授商务英语过程中还传授与商务有关的知识内容, 如英文信件书写、英文翻译、货物报关账单、提货单书写提交流程等。英华书馆英文夜校主要教习英文语言、算学、账目、书信、文法等。上海同文馆商务英语课程以英文基础为主, 侧重公文翻译, 承接官商不同内容, 涉及英文的信件、文件、机器说明等各类涉及英文翻译业务, 在教学中也逐渐扩大学习范围, 加入西学算术、历史、地理科目, 在学校高年级增添了普通科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在兼授商务英语课程中突出英语语言技能如英文口语、文字速记和书信。对有关商贸内容课程重点讲授与贸易相关的商务流程、贸易捷径、洋行的生意做法, 也讲解涉及贸易交往的算学和规则课程。这些教学内容非常切合实际商务应用, 特别注重实用性。当时的学生通过英语教学和商务英语应用,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大都成为商贸领域重要人才。[5]37     (三) 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     由于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几乎都属于民办, 对这些学校师资、生源情况记录极少, 地方志中也缺乏详细记录, 仅能从当时报纸中的招聘广告中窥见一斑。从晚清商务英语学校创办情况看, 创办者多数为洋人, 后期有华人参与。教师主要来自西方, 后期增加华人教师参与教学。由于英文学校创办没有明确严格的目标制定, 对师资力量门槛要求不高, 最初的英语教师多数来自租界内的西方人。这些人身份各异, 唯一的资质就是受过正规教育。为突出自身师资力量雄厚, 提高公信力, 各个英语学校开始对师资有更高要求, 在招生广告中也特别提到这些洋教习自身素质和教习能力, 在洋教习名字后面常常有“着名传教士”“通晓东西方文化的西方人士”“着名翻译官”“伦敦有名的知识分子”等注解说明。对于华人教习的介绍主要有“华人教学英才”“海外游学归国学子”“在西方学校任职的华人教习”“洋行中的华人翻译”等。从这些教习身份的介绍看, 他们能基本满足英语教学需求, 但在商务英语教学上仍然有教学质量高低之分。随着英语学校办学深入, 不具备教学能力的教习逐渐被淘汰, 民间商务英语学校师资力量也逐渐得到增持和保障, 教学水平得到稳定发展。[6]26     三、晚清商务英语属性及社会价值     晚清时期参与民间商务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能力相当有限。为满足不同级别学习者需求,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会根据商贸专业知识内容进行不同级别设计。这也体现了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于有针对性的非正规教育。因此,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开设对象大多是洋行职员和中外贸易中需要英语商贸知识的特殊群体。从晚清商务英语兴起演变上看, 它是正规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一种教育过渡, 其招收的学生有无法进入官办学校的普通学子, 也有不愿意进入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义的学员。更多的是想进入洋行、商行的人, 或是海外通商相关单位的在职员工。其教学并非以基础英语为主, 更多是针对商务贸易、金融需求的英语技能培训, 教学内容更是以社会上缺什么学什么为中心, 教会学生直接参与商务英语技能培训, 以此快速提升学员职业技能。这让学员能随着社会商务变化不断更新知识, 不断获得商务技能, 是一种非常注重实用性和适应性的教学形式。这种民间商务教学更具灵活多变性, 打破了官办学校固定古板教学模式, 课程设计也会根据社会需求进行改动而非连续性, 有着丰富多变特征。这种不固定课程结构, 能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更多学到实用技能, 但很难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即便如此, 这种教学形式是社会急需, 保证了其生源持续不断之所在。[7]32     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商务英语教学先河。它从教学目标设定到培训过程, 体现了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 发挥了社会服务功能, 在当时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英语商务人才, 缓解了中西商务交往语言障碍带来的各种压力。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也促进了更多国人了解世界, 有力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西贸易的有序进行。由于社会环境和师资力量的局限, 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并非正规语境下的教育, 仍属于纯粹工具性教学, 缺乏文化积淀。其教学内容仍主要是贸易货物、商人间的交易语言。虽然在社会需求下这类商贸英语学校在上海较多, 但教学仅能满足商贸知识层面, 教学方法仍采用汉字注释发音的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这为我国后来外语学习方式提供了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1]孔凯.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轨迹研究[J].滁州学院学报, 2017 (3) .   [2]田谧.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 (1840-1937) [D].河北大学, 2017.   [3]莫再树, 陶秋羽.前制度化教育语境下的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J].中国外语研究, 2016 (2) .   [4]赵春红.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J].兰台世界, 2015 (12) .   [5]莫再树, 欧琼华.晚清商务英语课程史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 2015 (6) .   [6]沈红.晚清官办英语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J].兰台世界, 2015 (4) .   [7]莫再树.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D].湖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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