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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学 汉代时期先秦诸子思想谱系研讨述评

博今文化 / 2019-11-27

  摘    要: “六家”与“九流”观念源于汉代学者建构的先秦诸子学术谱系, 迄今依然是认识先秦诸子学术群体的根本参照框架。近代以来学界从概念、办法、新资料等层面不时质疑此框架, 多有学者在概念层面, 将先秦、秦汉学者所论之“家”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派”, 实则难以与“家”的历史含义完整对应;将《汉书·艺文志》视为狭义的“目录学”分类, 又低估了其学术史价值。大量新资料的发现, 填补了局部先秦学术史的“空白”, 但却在研讨倾向上呈现高估出土文献学术史价值的趋向。而新办法的导入, 关于先秦诸子研讨提供了新的视野, 但却以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作为对立面, 无视了其“对等”的办法论价值。平心而论, 在目前条件下, 新资料的发现、新概念的引入、新办法的导入等, 并缺乏以动摇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 相反在更深层次上再一次证明, 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谱系的研讨成果, 仍然是根底性且富有启示性的。

  关键词: 六家; 九流; 先秦诸子; 学派;

  《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分类, 在某种水平上代表了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梳理的最高程度。20世纪以来随同着西学东渐的强劲势头, 疑古思潮的开展、大量出土文献问世、不同研讨办法的引入, 以及90年代以来重写学术思想史的呼声, 不少学者在概念、史料、办法等方面, 不时质疑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谱系的划分。而这些质疑能否足以“推翻”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分类框架, 从而重构先秦诸子思想谱系, 能否有必要否认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 都是需求审慎看待、深化讨论的问题。

  一、概念层面:古今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先秦学者述及先秦诸子思想时, 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点数诸子名录;二是以“儒”“墨”等单用语指称;三是以“家”来概述, 诸如“百家”“二家”等方式。三者之间互有穿插, 但先秦学者并不运用“儒家”“墨家”等称谓。汉代构成“六家”“九流十家”等总称和“儒家”“道家”等单称, 根本奠定了先秦诸子的学术谱系。近代以来多有学者对此分类体系提出质疑:一是由先秦并无“六家”“九流十家”的称谓, 质疑这一分类框架的合理性, 胡适的观念最具代表性;二是将“六家”视为汉初的学术形态, 以任继愈为代表;三是将《汉书·艺文志》局限于狭义的“目录学”分类, 以鲁唯一为代表, 李锐对其观念多有继承;四是以现代意义上的“学派”概念, 来权衡先秦两汉学者所论之“家”, 这是目下学术界习气的用例。四种取向皆有理据, 但是能否动摇汉代学者建构的先秦诸子思想谱系, 则有待深化剖析。

  第一, “学派”与“分家”的关系。汉代学者以“六家”“九流十家”等概念, 探求先秦诸子思想的来源、派分、师承、思想宗旨等问题, 这种研讨办法、分类框架无疑具有创始性意义。而胡适“不供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或‘法家’的称号”, 以为“古无九流之目, 《艺文志》强为之分别, 其说多支离无据”。从称谓而言, 先秦时六家之名有些的确不存在, 但是“法家”称谓则有, 《管子·山至数》中运用了“法家”一词, 只是并非学派意义上的法家;《孟子·告子下》亦有“法家”之称, 赵岐注为“法度大臣之家”, 朱熹注为“法度之世臣也”。以此推之, 孟子所称“法家”曾经近似于汉代所言法家群体, 但并非明白的学派认识。假如抛开学派称号不管, 那么, 胡适希望“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 而直接回到牢靠的史料, 根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 完成这一主张似乎并无必要推翻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而新树立的先秦诸子思想框架, 与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也能够并行、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继愈再次提出质疑, 以为六家“是汉初当时盛行的六个重要学派”, 这一点不够精确。任先生没有对“家”与“学派”的区别做出明白界定, 倾向于将“师承关系”视为学派划分的弱规范。苏德恺对任先生的观念指出质疑, 以为司马谈所论确属先秦学术, 并且发明了一种新的分类框架、概念体系。但他没有深究汉代学者所用“家”字的含义。而从目前的相关研讨成果来看, 学界大都认同汉代学者的分类对象主要是针对先秦学术, 兼及局部汉代学者。而将“六家”“九流十家”的分类同等于“学派”划分, 是大局部学者的潜在“共识”。那么分“家”与划分“学派”能否同等关系?

  傅斯年在总论中国学术之弊端时, 以“家学”与“科学”“学科”的对立指明东西方学术的差异, 似乎曾经认识到中国古代所谓“学派”与近世以来所谓“学派”存在较大差别。而李锐则从“家”的含义动手, 以为“在先秦秦汉时期, 这里所用的‘家’, 至少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针对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 (school) 而言的;一种是针对有相近的学术目标、学术兴味、学术问题的学者群 (scholars) 而言的。前者为转义;后者为引申义, 外延较前者广泛”。由此言之, “学派”的转义包括有师承关系但主张不同以至相反的学者, 诸如相传墨子先学儒, 后来创建墨家, 《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相见许行而大悦, 尽弃其学而学焉”, 诸如此类在先秦学术大环境下肯定极为常见。而引申义“学者群”则包含一局部没有师承关系的学者, “私淑”者权且不管, 如法家商鞅、申不害、韩非三人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假如说先秦秦汉时期的“家”字兼有这两层含义, 那么“家”便包括了“学派”意义上有师承关系, 但主张相同、相近、相反的学者群;“学者群”意义上主张相近, 有师承关系、无师承关系的学者群。如此一来, “家”简直就是“一切”学者、思想流派的总称、泛称了。因而, 将“家”字含义细分为转义“学派”与引申义“学者群”, 并无太大操作意义。而先秦秦汉学者能否在“学派”与“学者群”这两层意义上运用“家”字, 也有待商榷。

  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到“百家”, “这个‘家’字, 也还不完整指‘学派’而言”。大致触及如下义项:“一如‘部’、‘门’、‘派’等, 本为实物名词, 慢慢而用为笼统之分类名词”, 有类今天所言的“种”, 作量词运用;另外指有一无所长者, 如“百家众技”。而在《荀子》中所称“百家”, 除去普通性概说之外, 一人或一群人也能够成为一家:“复慎、墨、季、惠, 百家之说诚不详。”其中缺乏明白的“学派”认识。战国后期学者总结先秦学术所用“家”字含义多样, 而汉代学者所用“家”字的含义也不单一。林国旺指出:“《汉书·艺文志》自身所用‘家’字, 以篇卷之义为最多, 兼以职业、学科及学派分类。而这几个意义都属于一个‘分类’义群, 因而不能把它们随便合成, 一旦随便合成, 就会形成对《艺文志》文本的了解失误, 如以上所说的今人独以‘学派’义解‘家’字, 这就会产生一系列争辩。”徐刚也以为:“《汉书·艺文志》把每一本书的作者都称为一家, 其所载诸子书有‘百八十九家’。因而, 广义而言, 但凡着述, 都是一家之言。而这, 可能反倒是学术称‘家’的转义。”王充在《论衡》中大量运用“某某家”之称, 则契合上述用法, 由此看来, 先秦秦汉学者论列先秦诸子学术谱系所用“家”字, 与现代意义的“学派”并非同等, 分“家”显然并不同等于划分“学派”。

  第二, “目录学”与“九流十家”的关系。鲁唯一以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主要是图书“着录工作”, 其分类框架并不合理, 误导了后世学者, 致使后世学者将其视为秦汉时期“正在开展各种旗帜鲜明的学派”。将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视为“目录学”分类, 而非特地的学派分类, 有一定道理。但是以为这种分类体系被后世学者同等于秦汉时期的学术历史事实, 这种观念缺乏足够的根据。李锐却将这种认识推向极端, 他以为:“在中国思想史中, 一个用于图书分类的目录称号———‘九流’, 被看作对前一段历史的描绘, 遂被当作前一段历史的事实。”这种推理主要根据为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 以及古代少数学者的目录学论着, 与秦汉以降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我们所关注的是《汉书·艺文志》能否仅仅是“目录学”着作?或者即使如此, 那么能否具有学术史、思想史的价值?

  《汉书·艺文志》脱胎于《七略》, 章学诚以为“刘向父子部次条别, 将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非深明于道术精微, 群言得失之故者, 缺乏与此”。又言:“《汉志》最重学术源流, 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义。此叙说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仅记部目者之所及也。”李零也以为“班志不只是目录, 也是学术史”。由此看来, 《汉书·艺文志》并非单纯的目录学着作, 其中触及相当局部学术史内容。何小平以为《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价值主要表现在:“总百家之绪, 溯学术之源, 明簿录制体。”固然没有学者会断然否认《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价值, 即使将其定位于地道的目录学着作, 但目录学价值与学术史价值常常存在相通之处。汪辟疆、蒋礼鸿都非常推崇目录学文献的学术史价值, 余嘉锡更是将学术史价值视为目录学文献自身的重要内涵与功用, 称“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如此说来, 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 目录学着作与学术史价值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汉书·艺文志》属于综合性论着, 兼涉目录学、学术史等各个方面, 既不同等也不局限于现代目录学或学术史等学科。

  平心而论, 从先秦时期诸子, 到“百家”之称的呈现, 再到汉代“六家”“九流十家”的开展过程, 在某种水平上可视为“学术史”本身开展的历史过程。汉代学者的分类框架, 在某种水平上“改动”了先秦学者的分类办法, 可视为“学术史”开展成熟的表现, 或为汉代学者关于先秦学者的“超越”。而从现存先秦典籍重新厘定先秦诸子思想流派演化状况, 对其“科学性”“精确性”的整体评价、考量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以为“六家”或“九流十家”曾经成为“历史事实”, 并已掩盖以至取代了先秦诸子百花怒放的根本事实, 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在某种水平上能够视为较好的“一种”, 但不是“独一”的框架。后世学者述及先秦诸子思想流派, 选取汉代的研讨框架, 是一个历史“选择”问题。不能因而而反推出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就是“独一的”“精确的”, 或者径言后世学者直接将汉代学者的分类体系同等于先秦诸子思想。

  二、史料层面:存在高估出土文献的取向

  20世纪大量出土文献问世, 分离新出土文献, 李振宏指出:“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 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 构成于汉代;汉人依据他们的时期需求, 对先秦诸子学停止新的阐释或改造, 而这种改造在某种水平上改动了先秦学术的真实相貌, 曾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学术界重新检视先秦学术思想的演化, “六家”与“九流”观念“天经地义”首当其冲。但是, 出土文献存在诸多不肯定性, 能否据此“推翻”汉代学者的研讨框架, 应当详细剖析、辩证对待。

  第一, 古书构成、传播问题。现存先秦古籍, “一方面它有一个大致肯定的成书年代, 另一方面又经过了后人的改动和增删”。而这两个过程常常存在穿插, 详细到先秦诸子, 他们也对前代文献停止了整理, 而到汉代学者整理先秦文献时, 文献自身的历时性差别进一步被划一划一。但是, 这种整理是依托当时的学问程度, 经过严谨的学术处置, 而非随意性处置。余嘉锡曾高度评价刘向的工作:“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者, 向之力也。”当然, “精确考量汉代人的古籍整理工作, 也是正确对待古书的一种必要态度”。先秦典籍历代相传, 其中心宗旨根本肯定, 即使是新出土先秦文献, 可与传世文献比对的局部, 细节差异可能很大, 而根本内核分歧。这也在一个层面上反映出, 汉代对先秦典籍的整理根本上还是尊重了历史事实。汉代学者在整理过程中, 偏重于“方式”, 关于“内容”则大局部保存。古书构成自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目前所见出土文献也阅历过后人整理, 或者是定本构成过程中的过渡性版本, 与传世文献存在的问题性质相同, 只是水平不同而已。并且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接近于“祖本”, 或者更接近于先秦诸子自己的真实主张。所以, 依托出土文献能够让我们看到先秦思想的多样性, 看到汉代学者分类框架的疏漏之处, 但是并缺乏以在“事实”层面整体否认或者取代汉代学者的奉献。

  第二, 出土文献的文本权威性问题。“出土文献最大的特性, 就在于它是长期掩埋于公开而未经传播的文献资料, 真实地保存着当时的相貌, 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 (authenticity) ”。此“真实性”应当如何了解?其“真实”的水平应当如何断定?出土文献的“真实性”恐怕主要表现在入土后没有再被改造过, 但这并不能反向保证其文本具有必然权威性。历史事实的丰厚性, 历史记载的片面性, 传世文献的碎片化, 这些问题既存在于传世文献中, 更存在于出土文献中。我们不能在价值倾向上预设, 以为后世学者对先秦文献的改造偏重于“造假”, 出土文献的着录者侧重于“存真”。所以, 在文本的权威性方面, 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佐证出土文献高于传世文献, 很有可能两者都是“盲人摸象”, 因而, 应当防止简单地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放在真伪对立的二元框架内比拟, “与传世文献一样, 出土文献的真实水平和史料价值也需求认真鉴别”, 只不过“出土文献只要放在传世文献的长河中, 才干肯定其位置、意义和价值”。“相对出土文献而言, 传世文献还是一个基本性的东西, 出土文献必需和传世文献分离起来研讨”。因而, 较为公道的态度应当是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采取一向的对待规范, 都要停止根本的文本考辨。

  第三, 出土文献的学派断定问题。关于新出土先秦文献的“学派”归属问题, 李锐指出“学者们充沛应用传世文献, 大约将简帛古书在现有条件下所可能属于的诸种学派都罗列出来了”。同样的资料被归入不同的学派, 反向阐明不同窗者关于学派划分规范, 以及详细到某一学派的界定规范存在宏大分歧。但是, 学术界在很大水平上仍然是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分类框架, 或在某种水平上将其作为潜在的前提预设, 而形成规范紊乱、结论多样的结果。因而, 李锐主张重新设定划分学派的规范:“我们据之以为关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派, 断定规范是学派师承渊源和师说。只要存在师承渊源并且称述师说者, 才是某一学派的人。”缘此, 他以为“关于出土的简帛古书, ‘六家’、‘九流十家’等称号都过大, 不贴切, 以至不契合实践”。但是, 根据如此狭隘的判别规范, 不要说出土简帛文献, 就是传世文献中的“六家”, 也将由于师承关系缺乏明白“记载”而难以划分派系, 先秦诸子绝大多数都难以依托此“学派”定义加以归类, “例外”的比重过大, 反向阐明这一狭隘的学派定义适用范围有限。李锐主张恢复先秦时期“百家”的分类方式, 但是先秦时期所言“百家”并非一个固定的分类框架, 假如“一人一家, 一书一家, 等于没家”。其实“六家”“九流十家”与“诸子百家”框架本可双管齐下, 在东汉以降的历史中并行无碍, 并且“百家”的概念不断在开展, 亦适用于后世局部学者的论着, 还衍生出了“百氏”的概念。因而, 没有必要先预设“六家”与“九流十家”的“独一性”与“权威性”, 再以此作为标的加以否认。而目前对出土文献的学派划分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当出土文献的学派属性溢出汉代学者划定的范围时,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否认汉代学者的研讨结论, 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学者的研讨成果对先秦思想有所取舍或存在疏漏。但是, 试想假如没有“六家”“九流十家”的框架, 新出土文献恐怕只能是一堆没有统类、无法断定学派的零散文献。因而, 对出土文献学派归属的断定, 仍然激烈依赖汉代学者的分类框架, 讨论出土文献的学派归属问题, 亟需在“规范”层面上达成根本共识, 而非亟亟于剔除汉代学者的分类体系。同时, 出土文献关于传世诸子文献学派归属问题的影响并不肯定, 诸如《管子》一书, 据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载“《七略》云《管子》十八篇, 在法家”, 《汉书·艺文志》则将《管子》归入道家, 到刘劭时则对法家定义停止了调整, 又将《管子》归入法家, 《隋书·经籍志》沿用归入法家, 后世学者多将《管子》归入法家, 近代以来《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呈现了“杂家”“齐法家”“稷下黄老道家”“经世致用之学”等多种说法。新出土文献并没有处理这一问题。因而, 先秦诸子学派归属问题, 资料是根底, 分派规范愈加重要, 假如在学派划分规范方面缺乏根本的共识, 那么只能是根据同样的资料得出不同的结论, 人各一言各持己见而已。而这些结论与汉代学者的分类相比, 其精确性、牢靠性则难以相提并论。

  三、办法层面:多样化趋向中质疑大于肯定

  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停止了分类, 但是没有对“分类规范”做出明白的界定。近世以来随同着西方学术范式的导入, 关于先秦诸子的研讨办法呈现多样化趋向, 汉代学者的分类办法也遭到质疑。

  第一, 划分学派的研讨办法。平心而论, “研讨诸子的思想, 分派确实不是独一的思绪”, 但却比拟适用。详细到汉代学者的分类体系, 固然没有明指分类规范, 但还是有迹可循, 司马谈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此务为治者也, 直所从言之异路, 有省不省耳。”这阐明司马谈是从“治”的角度来了解“家”的中心内涵, 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淮南子·泛论训》也以为“百家殊业, 而皆务于治”。因而, 司马谈的这种取向代表了汉初较为主流的见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先秦诸子的分类, 并非简单的“学派”划分, 但却包含着划分派系的倾向。司马谈的剖析并无太大问题, 问题出在现代学者的讨论似乎存在一个潜在的预设, 即“六家”或“九流十家”之“家”字的含义,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派”。换言之, 是现代学者本身预设了“学派”的观念, 并以此为规范来剪裁汉代学者“六家”“九流十家”的观念。而李锐的剖析正是沿着此理路继续推进, 他将汉代学者的分类问题, 转换成为“划分学派”问题, 进而提出新的学派划分的规范。根据此规范, 认定“从东西方能够通约的视角来看, 运用学术师承、学术渊源也就是‘百家’的方式来描绘先秦秦汉的学术思想更适宜”。但是, 战国晚期的学术史材料, 也触及学术目标的归结, 以至主要是在概述各家目标, “仿佛没有明白的证据标明先秦时期注重学术师承更甚于学说自身”, 并且在秦汉以降, “百家”“百氏”的观念不断与“六家”“九流十家”等并行, 不需求特别强调加以“恢复”的概念。而如上所论, “家”字的含义多样, 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学派”, 分“家”亦不能直接同等于划分“学派”。所以, 现代学者经过划分学派的方式研讨先秦诸子, 在办法论层面没有问题, 但要依托现代的学派概念推翻汉代学者的分类框架, 则既无必要, 也不可行。

  第二, 发作学办法。刘绪义、杨义都主张从发作学的角度研讨先秦诸子, 但是杨义对发作学办法的认识与刘绪义不同, 并且两人看待汉代学者研讨成果的态度也不同。刘绪义以为“长期以来, 学术界人为地把先秦诸子的研讨肢解为某家某派的思想主张的阐释, 这样, 也形成了许多观念上的紊乱与纠葛”, “先秦基本无家派。家派分类是后人出于乱世的需求。然在探求先秦诸子发作时显然不能因循这样一种思绪”。将发作学作为一种研讨办法引入对先秦诸子的研讨, 在办法论层面属于一大创新, 但是, 从研讨办法的角度而言, 汉人分家派研讨先秦诸子, 与刘绪义倡导的发作学办法具有“对等”的位置。而林存光则明白指出:“作者亟亟于辨析诸子之学与后世的学派划分之间的不同, 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似乎视后者为首先必需加以清算的梗塞我们研讨先秦诸子的思想通道的、毫无学术认识价值的‘无用杂物’, 在笔者看来, 这种观念和见地乃是出于作者的学术成见。”换言之, 应用新办法研讨先秦诸子, 没有必要先行否认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的分类框架。当然, 不可承认发作学办法的引入, 丰厚了对先秦诸子的研讨, 但其导入并没有改动研讨对象自身, 只是改动了我们对待研讨对象的视角。今天研讨先秦诸子仍然以传世文献为中心, 固然“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的记载是两回事, 价值观、时期焦虑、思潮演进, 都会对记载的选择发作影响”, 但如何才干透过文献记载的偏向, 直接切入到研讨对象自身?仅仅依托“办法”恐怕难以完整处理这一问题, 最终的落脚点还应回到文献自身。所以, 从办法论的角度来看, “发作学”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落实到详细操作层面, 此“历史的合理性”只能归约为“文献的合理性”。今天所见先秦文献的“量”, 远远无法与汉初相比, 假如脱离了汉人的研讨框架, 则只能构成“今人”的诠释框架。这种新的诠释框架, 在多大水平上契合历史的本然状态则难以确证。

  四、结语

  “六家”与“九流十家”的概念体系纵然存在诸多缺乏, 但仍然是今人研讨先秦诸子思想不可逾越的参照系。而先秦诸子的“真实”状况, 我们如今并不分明, 从常识及相关文献记载推断, 汉代学者应当更为分明一些。年代长远而时空悬隔, “六家”“九流十家”的概括, 与今天所见先秦诸子的状况并不完整分歧, 我们能够疑心之处很多, 但是目下尚没有足够的“证据”, 在是非的层面上去“证明”汉代学者“虚拟”或者“臆造”了先秦诸子学术谱系。他们的结论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讨成果, 今人的诸多质疑, 只能说提出了多种“可能”的不同路向, 但要想将这些“可能性”加以“证明”, 则仍然要面对陈陈相因生成的诸多“不肯定性”。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分殊, 属于综合性分类, 并不局限于今天所说的“学派”“目录学”等框架。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学者, 都是饱学之士, 其学问体系皆是综合性的, 他们对先秦诸子的分类, 应当是其学问背景、时期背景、个人偏好的集中表现。因而, 对其分类框架的解读亦应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