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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学 《庄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位置

博今文化 / 2019-12-05

  摘    要: 《庄子》思想深邃共同, 哲理博大精深。本文将《庄子》所反映的文化特征, 概括为道文化、圆文化、和文化、柔文化、愚文化和济世文化六个方面。《庄子》开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庄子》文化关于深化学习和了解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始战争开展协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强化社会主义的道德建立, 坚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心等, 具有理想的自创意义。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中国特征社会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期; 新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分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开展脉络、根本走向, 讲分明中华文化的共同发明、价值理念、鲜明特征, 加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本文将《庄子》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六大特征, 借以阐明《庄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提醒《庄子》关于我们学习和了解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想自创意义。

  第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道”文化。

  依庄子的说法, “道”, 是为了答复“万物之所生恶起” (《则阳》) , 答复不同, 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

  大致说来有三派, “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 至矣, 尽矣, 弗能够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 将以生为丧也, 以死为反也, 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 既而有生, 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 以生为体, 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 吾与之为友” (《庚桑楚》) 。“有以为未始有物者”, 这是第一派的观念, 以为宇宙开端之时没有“物”, 没有天没有地, 没有日月星斗, 只要“无”, “物”由“无”而生, 这一派是老子的观念, 《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第四十章) “其次以为有物矣”, 这是第二派的观念, 以为宇宙开端之时就有了天地阴阳日月星斗之物, 从而降生了生命, 生是“物”之丧失, 死是“物”之返归。儒家是这一派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在齐国稷下曾经发作过一场争辩, 焦点在于“无”, 这是《则阳》所说的“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季真以“无”为“虚”, “虚无”不能生“实有”, 故“有生有”, 接子以“无”为实, 故“无生有”。庄子则以为上述两种说法都“偏于一曲”, 于是提出第三种观念:“其次曰始无有”, 物始于“无有”, “无不能生有, 无生无有, 无有生有” (《庚桑楚》) 。

  我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家, 盘绕“无”和“有”的问题, 展开了一场大争辩, 这场争辩有什么意义呢?

  (一) 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共同性。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是“思想对存在, 肉体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但中国的哲学与西方不同, 中国哲学的最高问题是“道”, 中国哲学走的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道路。所以, 我们的哲学家用唯物唯心的观念来套用中国古代的哲学, 就好比进入了迷阵, 怎样也走不出来。

  (二) 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前瞻性。“世界是神发明的呢, 还是历来就有的?”这个西欧在中世纪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的哲学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就曾经处理, 天地不是历来就有的, 也不是神发明的。在天地呈现之前, 有一个没有天地的时期, 天地万物即“有”, 是由“无”化为“无有”, 再由“无有”化生出来的。

  (三) 显现了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哲学大争辩历来都不是地道的理论争辩, 恩格斯说:哲学反动是“政治革新的前导”。我国先秦时期这场哲学大争辩, 史称百花怒放, 实践上也是一场政治革新的前奏。坚持“万物生于有”的观念, 皆以天地永久,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易·系辞》) 。因而, 尊卑贵贱之分, 君子小人之别是天道使然, 黄族对炎族的统治是永久不变的天道。坚特“无生无有, 无有生有”的观念, 则以天地也是有生有灭的, 尊卑贵贱是不停地变化的, 黄族对炎族的统治是能够改动的。这场争辩的成功者是老庄, 几千年的炎黄对立终于消逝, 汉民族、汉文化,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得以呈现。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社会革新。

  但是汉以后, 中国的哲学不是在庄子哲学的根底上继续行进, 董仲舒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哲学理念, “免除百家, 独尊儒术”的方针, 成了铁定的律条。从此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 再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反动和社会革新, 历代的农民起义也只不过是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 人类的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 你不变, 人家变。中世纪之时,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冲破了地球中心说, 人们终于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此, 欧洲人迎来了思想大解放, 呈现了科学技术的大开展, 随之而来呈现了社会大革新, 才两三百年的时间, 就大大地把我们甩到了后头。直至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降生, 中国才又开端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反动和社会革新, 这场哲学反动和社会革新如今正在继续, 这就是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呈现的历史大背景。

  第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圆”文化, 或者“环”文化, 《庄子》有时说“圆”, 大多时分说“环”。

  这个世界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呢?庄子通知我们, 它不是单向的“线”, 而是循环往复的“环”。“万物皆出于机, 入于机” (《至乐》) , 天地万物由“道”化生, 最终又回归“道”, 即“无”生“无有”, “无有”生“有 (天地万物) ”;反过来, “有”又化而为“无有”, “无有”化而为“无”, 这是“无”与“有”的循环。“万物皆种也, 以不同形相禅, 始卒若环, 莫得其伦, 是谓天均” (《寓言》) , 这是万物化生化死之循环。“若枉若直, 相而天极, 观而四方, 与时音讯。若是若非, 执而圆机。独成而意, 与道彷徨” (《盗跖》) , 这是是非曲直尊卑贵贱的循环。我们的这个世界, 就是由这些无量无尽的大大小小的“环”构成的。

  古代哲学家们对这个“环”, 有什么不同的见地呢?

  (一) “连环”可解, 还是不可解?《则阳》曰:“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 与物无终无始, 无几无时。”按照庄子的观念, 万物之变化, 生死福祸、是非得失、尊卑贵贱之变化, 好比一个环接着一个环, 环环相连, 反来复去, 无量无尽, 无终无始, 无几无时, 所以, 连环不可解。但惠施说:“连环可解也。” (《天下》) “连环”能够合成成为一个一个的环, 此物之生与死, 彼物之生与死, 是一个一个互不关联的环, 皆由始而归于终。庄子以“道”观生死, 立足于无量生命的整个链条;惠子以“物”观生死, 立足于链条之中个体生命之环。对“环”可解不可解的分歧, 引出对人之生死的不同态度。“公以其死, 阴也, 有自也, 而生, 阳也, 无自也” (《寓言》) , 公, 儒家、名家之类的俗人, 以为“生”与“死”有“阳”与“阴”之分, 有“无自”与“有自”之别。死, 阴也, 由生转化而来, 故曰“有自”;生, 阳也, 却不知从何转化而来, 故曰“无自”, 这便是说, 生能够转化为死, 但死不能转化为生, 人死不能复生。所以, 众人皆“悦生厌死”, “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类悲之” (《知北游》) 。庄子则以为气聚则生, 气散则死。我们生命的本原是气, 来到人世, “神奇复化为朽腐”, 气化为生命;分开人世, “朽腐复化为神奇”, 又复归于气 (《知北游》) 。所以, 生, 好比一次外出的旅游;死, 好比漂泊在外的孩童返归家园。“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 (《齐物论》) 所以庄子“不知悦生, 不知恶死” (《大宗师》) , “生, 时也, 死, 顺也。安时而处顺, 哀乐而不能入也” (《养生主》) 。庄子“安时处顺”的生死观与儒家“乐生痛死”的生死观逆来顺受。

  (二) 孰化, 孰不化?“彼是莫得其偶, 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 以应无量” (《齐物论》) 。彼是, 相互对立的事物, 好比门户转动的环, 向相反的方面循环变化;道好比户枢, 居于环之中, 以不变因应由“彼”而“是”, 由“是”而“彼”之无量的变化。“道无终始, 物有死生” (《秋水》) , 变者, 物也;不变者, 道也。“杀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 (《大宗师》) , “杀生者”, 道;生生者, 亦道。道不生不死。

  环转, 而道居中不转, 也就是说, 物化而道不化, 这是庄子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由此引出两种不同的生活理念:“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 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 (《知北游》) 。“古之人”, 古代至德之世的人, 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 纯朴的自然本性不会变化, “死生亦大矣, 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 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德充符》) 。“守其宗”, 就是守住“道”, 守住人的自然本真。“死生无变于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 (《齐物论》) , “死生亦大矣, 而无变乎己, 况爵禄乎!” (《田子方》) 连死生都不在乎, 何况名利得失呢?但是, 当今世俗之人, 生存的外部环境与“古之人”相比, 没有变化, 春夏秋冬, 四时更迭, 照例循环往复, 人们却“内化”了, 自然本性蜕变了。今世之人, “驰其形性, 潜之万物, 终身不反, 悲夫!” (《徐无鬼》) 劳形伤性, 潜心于功名利禄之中, 至死不渝, 真是十分可悲呀!

  庄子“外化”而“内不化”的思想, 关于我们增强本身涵养, 坚持政治定力, 极有启示,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无论世界风云发作怎样的变化, 无论国内外各种奇谈怪论如何把戏百出, 纷至沓来, 我们据守中国特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坚决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 坚持理论上的苏醒, 加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又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禁受住任何考验的肉体支柱。”一旦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就会“内化”, 就会蜕化蜕变。我们要认真汲取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的经验,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能变, 共产党人的本性不能变。

  (三) 平面转, 还是向下转?“环”怎样转?只要三种可能。一是在固定的平面转来转去, 既不行进, 也不后退。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 道亦不变”。二是螺旋式的向下转, 这就是庄子的“德又下衰” (《缮性》) 的理论, 文化越向行进化, 道德就越向后退化。怎样处理?庄子以为只要后退到“至德之世”。但是, 人类不愿意后退, 也不会后退, 因而, 庄子的方法, 就不可能为人们所承受。三是螺旋式的向上转, 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以为, 历史是螺旋形地向上开展的。中国的历史曾经证明, 用董仲舒的方法, 停滞不前, 落后挨打, 用庄子的方法, 后退没有出路。所以, 我们只要一条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不时地向前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开展是处理我国一切问题的根底和关键”。我们要坚决地朝着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方向开展, 朝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开展, 只要这样, 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 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 才干取得基本处理, 而庄子所神往的没有剥削没有压榨人人对等的“至德之世”才干真正完成。

  第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文化。

  “和”, 是贯串《庄子》全书的主题, “与人和者, 谓之人乐;与天和者, 谓之天乐” (《天道》) , 《齐物论》之“齐”, 就是“和”的意义, 要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寻觅它们的共同点。“自其异者而观之, 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观之, 万物皆一也。夫若然也, 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游心乎德之和。” (《德充符》) 假如从“差别” (即儒家“别爱”) 的角度来察看这个世界, 那么, 即便好像“肝胆”这样最接近的事物, 也会变得像吴地和楚地一样相差悠远。假如从“同一” (即墨家“兼爱”) 的角度来察看这个世界, 那么, 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也就完整分歧而没有差异。庄子说, 我既不像儒家那样, 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 严阵以待, 也不像墨家那样, 完整承认差异, 搞绝对均匀主义, 我主张“和”, “游心乎德之和”。

  孔子也讲“和”, 但与庄子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君子 (贵族) 对小人 (奴隶) 说:你安安心心肠做我的奴婢吧, 我理所当然做你的主子, 我们能够和和气气相处, 但是尊卑贵贱的位置不能相同。所以, 有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 (《学而》) “礼”是讲尊卑贵贱的, 比起用专政的办法来维护, 不如用“和”的办法好, 但是, “和”, 也不能为和而和, 必需符合“礼”的限制。“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学而》) , “和”是用来维系“礼”的手腕, 分开了“礼”来讲“和”, 孔子则以为没有什么意义。而“小人”则不是这样, 奴隶小人追求的目的, 首先就是位置的对等, 分开了这一点, “和”也就没有了意义。而庄子既不同于“君子”, 也不同于“小人”, 庄子主张“和同”, 既“和”又“同”。这个意义在《德充符》说得很明白, 申徒嘉与子产争辩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子产, 儒家的代表, 讲“和而不同”;申徒嘉, 庄子的代表, 讲“和而同”, 所以, 申徒嘉批判子产说:“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 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 不亦过乎!”我和你游于心灵上的调和对等, 但是你却在形体上计较我们之间的形残形全, 位置上计较我们之间的尊卑贵贱, 不能和我对等相处, 这不是你的过错吗?

  庄子为什么提出“和同”?

  (一) 庄子的哲学思想“无有”, 是“无”与“有”的浑沌。庄子以为宇宙就是对立物和合共生的浑沌, 一个详细的生命也是浑沌。庄子的哲学思想, 也能够说是“浑沌氏之术” (《应帝王》《天地》) 。

  (二) 处理炎黄民族之间的矛盾只要“和同”。炎族和黄族之间的矛盾, 是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五千余年的民族矛盾。中国先秦社会不同于西方, 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受制于而且附属于炎黄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要研讨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开展进程。这个观念, 关于我们研讨先秦历史, 具有深入的指导意义。《庄子》一书就是为理解决炎黄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作的, 《庄子》是炎黄民族大融和的千古绝唱。

  怎样样完成炎黄民族的大融和呢?庄子提出的方法有二:“养中”“约分”。所谓“养中” (《人世世》) , 就是“为善无近名, 为恶无近刑, 缘督以为经” (《养生主》) , 在“善”与“恶”, 也就是炎黄这样对立的民族之间, 找到那根居中的“督”脉, 找到对立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 然后“柴立其中央” (《达生》) , “处乎材 (炎族) 与不材 (黄族) 之间” (《山木》) 。所谓“约分”, 就是将双方的对立面减少。“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 (《秋水》) , 得道圣人没有任何私心邪念, 能把对立的方面减少到极至。“约分”与“养中”,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立的方面减少, 共同的方面自然就会彰显出来,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 就是找出对立双方最大的条约数, 划出对立双方最大的同心圆。

  汉高祖刘邦找出了炎黄民族最大的条约数, 划出了炎黄民族最大的同心圆, 这就是他创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 完成了炎黄民族的大融和, 最终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两千年多年的历史证明, 他创立的中央集权的国体, 关于维护我们民族的团结, 稳固我们国度的统一, 发挥了极端宏大的作用。“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度和民族的文化开展道路。我国今天的国度管理体系, 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开展的根底上长期开展、渐进改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理解了中国古代的这段历史, 有助于我们深化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结论。

  但是, 沿用庄子的理念树立的大汉王朝为什么又丢弃了庄子, 而“免除百家, 独尊儒术”?这是由于《庄子》是用于处理炎黄之间的民族矛盾, 这个矛盾消弭了, 《庄子》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更主要的, 庄子理想的社会, 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的“至德之世”, 而刘邦则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他创立的大汉王朝是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的政权, 与庄子的思想南辕北辙, 所以, 把代表黄族, 也就是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移植过来, 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思想工具,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以后, 中国真正地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时期, 阶级社会的矛盾, 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所谓阶级斗争, 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一切制替代另一种一切制, 无产阶级的反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反动, 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替代另一种私有制, 而是要用公有制替代任何方式的私有制。毛主席指导的反动, 说到底就是做了一件事, 即一切制的革新, 将私人一切制变为国度和集体两种方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从基本上消灭了产生阶级的根底。

  “时期是思想之母, 理论是理论之源”, 新时期召唤新思想, 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特中国特征社会主义道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重开展。

  “中国特征社会主义”, “特”在哪里?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 特就特在其完成途径、行动指南、基本保证的内在联络上, 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征社会主义巨大理论上。”从经济体制的角度, 就是构建一个既可以充沛释放社会生机又可以统筹公平正义的中国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一切制经济共同开展的根本经济制度”;二是将公有制经济下的方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议性作用”。一句话, 就是自创资本主义科学合理的局部为社会主义效劳。这样,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本来对立的两种制度, 就不再水火不相容, 而能够“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也不再是冰炭不同器, 而能够公平竞争, 和合共存。

  这个思想, 与庄子“序”的理念高度吻合。庄子的社会理想是“至德之世”, 怎样完成呢?庄子原来的想法是, “在宥天下, 不闻治天下”, 即用“无为”之术管理天下, 反对孔子以“仁义”治天下。但是后来, 庄子的思想发作了变化, 他提出了“序”的理念,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 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 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 贵贱履位, 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 知谋不用, 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 治之至也” (《天道》) 。这个“序”, 就是汲取了儒家及诸子的学说。庄子提出这个“序”, 强调两点: (一) “先明天”, 从“在宥天下”, 即“至德之世”的理想动身, 经由儒家和诸子的“治天下”, 然后到达“大平, 治之至也”, 也就是“至德之世”。儒家和诸子“治天下”之术, 只是一种手腕, 一种过渡, “仁义, 先王之蘧庐也, 止能够一宿而不可久处” (《天运》) ,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重复强调的“不忘初心”。我们搞“中国特征社会主义”, 目的是完成共产主义, 我们如今允许和鼓舞私有制经济开展, 但必需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 最终目的不是后退到私有制, 而是要消灭私有制。 (二) “人在方内, 心游方外”, 即人置身在“仁义礼智”的理想世界里, 但是心游于“至德之世”, 这是庄子在《大宗师》提出的思想, 对我们很有启示。我们如今处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环境里, 但思想不能被市场所左右。市场的根本准绳是“买卖”, 政府工作人员的义务是促成市场买卖的公平正义, 但本身不能参与“买卖”, 一旦参与“买卖”, 权财买卖, 权色买卖, 权权买卖, 种种糜烂现象就会发作。所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复强调, 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说到底, 就是限制权利, 不让其参与买卖。

  航空交通技术的高度兴旺, 因特网的呈现, 使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络越来严密, 那个国与国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彼此孤立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个世界, 各国互相联络, 互相依存的水平绝后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理想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同”理念, 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既是古老东方聪慧的今世展示, 也是中国人民对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深重民族灾难的当代觉悟”, “展示了五千年中华文化在全球化历史节点上的浴火重生”, 是为世界人民找出的最大的条约数, 划出的最大的同心圆。

  假如说, 以前我们向西方文化学习, 补上了西方“斗争”文化这一课, 完成了新民主义义反动和社会主义反动, 那么如今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理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战争开展协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则是向西方人补上我们中华民族“和同”文化这一课, 这是引领世界大同的殊途同归, 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重开展。

  第四, 中国传统文化是“柔”文化。

  “人之生也懦弱, 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干枯, 故刚强者死之徒, 懦弱者生之徒。” (第七十六章) 在老子看来, “柔”有生机有活力, “刚”则僵化死亡。老子还以水为喻, 阐明“懦弱胜坚强”的道理, “天下莫懦弱于水, 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 (第七十八章) 。但孔子却赞誉坚强, 瞧不起懦弱,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损矣” (《季氏》) , “坚毅木讷, 近仁” (《子路》) 。这是由于, 懦弱胜坚强, 是弱者对强者的制胜之道, 老子代表炎族, 是弱者;孔子代表黄族, 是强者。立场不同, 战略悬殊。

  庄子承袭老子的“柔”, 以“柔”为“道”的特性:“注焉而不满, 酌焉而不竭, 而不知其所由来, 此之谓葆光” (《齐物论》) , 所谓“葆光”, 就是“为”而不露痕迹, “不知其所由来”, 把本人的光辉躲藏起来, 也就是韬光养晦的意义。在《说剑》篇里, 庄子论中国剑术的要诀是:“夫为剑者, 示之以虚, 开之以利, 后之以发, 先之以致。”这“先发制人”之术, 就是以柔克刚之道。特别值得留意的是, 在《秋水》篇, 庄子以风为喻, 提出弱者的制胜之道, “风曰:‘然, 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 但是指我则胜我, 鰌 (踩踏) 我亦胜我。固然, 夫折大木, 蜚 (飞) 大屋者, 唯我能也。’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 唯圣人能之”。风, 简直在任何状况下都是弱者, 处于失败的位置, “指我则胜我, 鰌我亦胜我”, 但风最终“折大木, 蜚大屋”, 摧枯拉朽, 所向无敌, 以众小不胜为大胜。

  我们经常听到的经典名言是:“积小胜为大胜”。但是, 庄子却提出另一条制胜之道:“以众小不胜为大胜”。最有压服力的事例, 莫过于刘项之争。项羽“身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 所击者服, 未尝败北”, 但最后自刎乌江, 项王之众小胜反而积为大不胜。反观刘邦, 固然百战百胜, 却在失败中一步步变被动为主动, 逐渐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 终于在垓下一举全歼强敌, 霸有天下。怎样才干“以众小不胜为大胜”呢?庄子曰:“为大胜者, 唯圣人能之。”这句话十分重要, “众小不胜”转化为“大胜”的关键, 请求人们着眼于大局, 着眼于久远, 不计较一时一地, 一兵一卒的得失。关于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反动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有过极端精辟形象的阐述, 他说: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就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 “不愿意丧失一局部土地, 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不在一局部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 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 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所以, “以众小不胜为大胜”者, 非大战略家不能够为之。

  积小胜为大胜, 以众小不胜为大胜, 这两手战略是前人为我们总结出来的弱者与强者周旋的制胜之道。我们如今推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绝非轻而易举,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需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肉体投入工作, 深化研讨实践问题, 实在处理详细难题, 一步一个足迹, 方可积小胜为大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所说:“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久远角度动身, 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肉体, 不时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同时, 我们还要特别注重“以众小不胜为大胜”, 不惧怕一时一事的失利和波折, 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有时以至必需有必不可少的失利和波折, 既要理直气壮地维护我们的主权和威严, 但又切不可逞有勇无谋, 图一时之快,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

  当然, 我们不能只要“柔”, 我们肯定老庄的“柔”, 也不能否认孔子的“刚”, 《周易·鼎·象》:“玉铉在上, 刚柔节也。”文武并用, 刚柔相济, 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制胜之宝。不过, “刚”用起来比拟简单, “柔”用起来比拟复杂, 更需求启动我们的聪慧, 所以老子说:“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第五, 中国传统文化是“愚”文化。

  老子以本人为“愚”,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 我独昏昏。俗人察察, 我独闷闷” (第二十章) , 因而, 他主张使民“愚”,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第六十五章) 庄子称圣人为“愚”, “众人役役, 置其滑涽;圣人愚芚, 以隶相尊” (《齐物论》) 。

  老庄的“愚”, 不是“愚蠢”“愚笨”。上引《老子》第二十章, “愚”, 指“沌沌”“昏昏”“闷闷”, 也就是懵懂, 关于是是非非, 尊卑贵贱, 名利得失, 不如众人那样“昭昭”“察察”, 分辩得清分明楚, 明明白白。第六十章, “愚”与“明”相对, “明”也就是“智”, 即“昭昭”“察察”的意义。在《老子》一书中, “愚”的同义词是“朴”, “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庄子的“愚”和老子同, 也指“朴”。“南越有邑焉, 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 少私而寡欲” (《山木》) , 无私无欲, 愚钝素朴, 是庄子理想的人格。

  老子、庄子为什么倡导“愚朴”?这是由于“道”的本性就是“朴”。“道常无名朴” (第三十二章) , “道”有很多名字, 诸如常、无, 不同的名字表示不同的特性, 又“名‘朴’”, 还有一个名字“朴”, “朴”是“道”的实质特性。庄子也是这么说的, “静而圣, 动而王, 无为也而尊,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天道》) 。庄子以为朴素是人类初生时期具有的本性, 是人类最高尚的美德, 只需看一看初生的婴儿就晓得, “儿子……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为” (《庚桑楚》) , 婴儿不管行动还是静处, 纯是自然无心而为, 没有任何的私心邪念。

  与老庄尚愚不同, 孔子尚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智”指什么?“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 敬鬼神而远之, 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然后获, 可谓仁矣。’” (《雍也》) 所谓“知 (智) ”, 就是努力于使百姓趋向义, 敬奉鬼神而又远离鬼神;所谓“仁”, 就是遇到艰辛的事情走在他人前头, 遇到有所获取的事情走在他人后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樊迟退, 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 子曰:举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选于众, 举皋陶, 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 选于众, 举伊尹, 不仁者远矣。” (《颜渊》) 孔子说“仁, 爱人”, 但不是爱一切的人, 而是爱“仁者”。哪是“仁者”, 哪是“不仁者”?要凭仗“智”从众人中分辩。舜选用“仁者”皋陶, “不仁者”就远远地避开了;商汤选用了“仁者”伊尹, “不仁者”也远远地躲开了。所以, 孔子又说:“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 焉得知?”乡里自然以仁者为美, 假如不能选择有仁者的乡里寓居, 怎能说有“知”?

  从上述看出, 孔子总是把“智”与“仁”、“义”并提, “智”的作用是“务民之义”;是“知人”, 分辩哪是“仁者”, 哪是“不仁者”。一句话, “知者利仁” (《里仁》) , 有“智”的人晓得怎样做才有利于“仁”。假如说孔子的理论“仁”是纲, “义”“礼”是目, 那么“智”, 就是详细灵敏地运用“仁”“义”“礼”的聪慧。“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雍也》) ,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仁”是坚持不懈的, 好比山一样;“智”是灵敏多变的, 好比水一样。

  对孔子的“仁”“智”, 老子和庄子持否认的态度。

  老子说:“民之难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 国之贼﹔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 (第六十五章) “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绝仁弃义, 民复孝慈;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 (第十九章) 老子主要是从治国的角度对孔子的“仁”“智”停止了批判。庄子对孔子的批判, 比老子更其锋利, “逮德下衰, 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 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 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 及唐、虞始为天下, 兴治化之流, 淳散朴, 离道以善, 险德以行, 然后 (夏代) 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 而缺乏以定天下, 然后 (商代) 附之以文, 益之以博。文灭质, 博溺心, 然后 (周代) 民始惑乱, 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缮性》) 。人类自从进入文化社会以来, 历经黄帝、尧、舜及夏、商二朝, 道德不时地蜕化, 社会不时地撕裂, 以致于周代以来, “民始惑乱, 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所以, “仁义”的呈现, 不是人类道德的进步, 而是人类道德的蜕化。“屈折礼乐, 呴俞仁义, 以慰 (伤害) 天下之心者, 此失其常然也。” (《骈拇》) 仁义礼乐的最大结果就是使人类丧失了原有的自然愚朴的本性。“世俗之所谓知者, 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 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胠箧》) 仁义礼知, 只是诸侯盗取国度政权的遮羞布, 它是社会撕裂、贵贱对立、社会动乱的本源。

  孔子以“仁智”为道德的最高规范, 而老庄以“愚朴”为道德的最高规范, 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争辩。深化剖析这场争辩, 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我们假如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剖析的观念来剖析, 老庄批判孔子, 具有正义性。诚如庄子所说:“夫尧畜畜然仁, ……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 (《徐无鬼》) 儒家“规规但是求之以察, 索之以辩” (《秋水》) , “是其于辩也, 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 简发而栉, 数米而炊, 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 任知则民相盗。……大乱之本, 必生于尧、舜之间, 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 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庚桑楚》) 。孔子的“仁知”, 说到底是维护黄族对炎族或者说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 所以, 老庄站在炎族或者奴隶的立场对其所作的批判是正义的。但是, 我们假如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剖析, 老庄的道德观带有很强的空想的理想主义颜色, 由于人类早已从生民时期进入了有差异有等级的社会, 这是历史的进步。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次序, 必需有一定的道德约束, 仁义礼知的呈现, 是道德的进步, 不是道德的衰落。固然在黄族统治式微, 奴隶制行将解体的时分, 孔子鼓吹仁义礼知, 旨在复辟西周奴隶盛世的社会体制, 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它作为一种道德约束, 关于标准和谐和人们的行为, 维护社会的稳定, 还是有其合理性, 汉王朝尊奉儒学, 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 由于汉儒否认了老庄“愚朴”的人格, “仁知”的道德观也就失去行进的动力。孔子的道德观, 不只历来没有保证任何一个王朝长盛不衰, 而且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衰微而式微, 也就不是偶尔的了。这就启示我们, 关于道德的建立必需把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人格分离起来。没有理想的人格, 人的道德就会蜕化, 没有理想的人格, 理想的人格就会成为空谈。所以, 我们必需请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严厉恪守党的纪律, 请求每一个公民盲目恪守国度的法令制度, 守住道德的底线, 同时又要鼎力倡导焦裕禄肉体、雷锋肉体, 发扬毫不利己、特地利人、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的共产主义作风, 让人们有理想有追求, 坚决共产主义的理想, 坚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化发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期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修养社会主义中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而, 关于孔子和老庄的道德思想, 我们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我们新时期的道德建立, 有很好的自创意义。

  (二)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此节文字, 能够说是《论语》全书的总纲, 一部《论语》翻来复去, 无非四个字:“克己复礼”。何谓“克已”?《庄子·渔父》篇有一段解释:“孔子伏轼而叹, 曰:‘甚矣, 由 (仲由, 即子路) 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 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由此可知, 孔子的“克己”, 旨在经过礼仪的熏陶, 欲人去除“朴鄙之心”, 而化为“有知之心”。

  而庄子则相反, 《徐无鬼》末尾有一句话:“反己而不穷, 循古而不摩。”回归人的纯朴本性, 回归再回归, 没有穷尽, 因循古人乱世之道, 永远不会磨灭。这句话也能够说是《庄子》全书的总纲。一部《庄子》翻来复去, 无非四个字:“反己循古”。庄子所说的“反己”, 就是去除人的“有知之心”, 回归为“素朴”的无知之心;庄子所说的“古”, 不是指西周, 而是指远古“至德之世”, 这是庄子所开出的济世良方。

  由此, 我们遭到启示, 道德建立总是服从于一定的政管理想,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管理想, 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政管理想, 因此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级, 也有不同的道德规范。笼统的普世价值固然寄寓了人类美妙的愿望, 但在阶级社会里, 实践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要警觉借‘普世价值’争光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行为”。不同国度管理体系之间竞争的背后是道德价值观的竞争。只要以根植于本人文化的道德价值观作肉体支撑, 国度管理体系和管理才能现代化才有绵绵不绝的血脉和根深蒂固的根底。假如我们不能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博得对西方社会的竞争优势, 国度管理体系的竞争就丧失了肉体根底。所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度管理体系和管理才能现代化, 要鼎力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中心价值体系和中心价值观, 加快构建充沛反映中国特征、民族特性、时期特征的价值体系。”

  (三) 孔子的道德涵养由愚而知, 老庄的道德涵养由知而愚, 二者看似相互对立, 实则是能够统一的。孔子说:“宁武子, 邦有道, 则知, 邦无道, 则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公冶长》) 这关于我们如何处世很有启示。

  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多么复杂, 但归结起来, 无非两条, 加法与减法, 《老子》曰:“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指孔子儒学, 由愚而知, 用的是加法, “士不能够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然后已, 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 不时地给生命增加负荷, 施加压力, 困难地行驶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这是儒家的生活理念。“为道日损”, 指老庄道学, 由知而愚, 用的是减法, 所谓“丧我” (《齐物论》) 、“心斋” (《人世世》) 、“坐忘” (《大宗师》) , 说穿了, 就是如何替心灵减负, “损”去“心知”, 扫除世俗欲念关于心灵的干扰。心灵没有了任何负荷和挂累, 就能够体悟生命的实质, 回复生命的纯真。

  儒家的加法, 老庄的减法, 是古人留下来的一笔珍贵的肉体财富。儒家的加法, 是一种民族的担当肉体,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度可保也” (《《易传》孔子语》) ,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卫灵公》) 。我们民族历经无数磨练, 之所以薪火相传, 绵绵不息, 是由于不知有几仁人志士, 在危难关头, 勇于担当, 奋不顾身, 救亡图存。如今, 为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复兴, 为了坚持中国特征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更要勇于担当, 勇挑重担。习近平总书记说:“任务召唤担当, 任务引领将来。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 在新时期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巨大理论中, 以党的刚强指导和顽强斗争, 鼓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时奋进,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气!”同时, 我们还要学会老庄的减法, 面对个人的声誉位置进退得失, 要“损之又损之” (《知北游》) , 恬淡待之, 不要让名利钱色玷污了我们圣洁的心灵。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 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也是请求我们的干部学会用减法。

  第六, 中国传统文化是“济世”文化。

  传统的说法, 儒家入世, 道家出世, 其实不然。儒家讲入世也讲出世,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治长》) 同样, 道家也并不一味讲出世。老子长期担任周之“守藏史”, 当了一辈子的官, 暮年“见周之衰, 乃遂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老子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一个“隐士”。至于庄子, 他主张“游世”, “逍遥游”就是游乎“无何有之乡”, 即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他的《人世世》, 则是用“心斋”“养中”“坐忘”“支离”的办法间与世俗人世。庄子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 顺人而不失己。” (《外物》) 只要至德之人才干游于世俗而不逃避世俗, 因顺世俗而又不丧失本人愚朴的天性。庄子也说“隐”, 但他的“隐”与儒家的“隐”不同, “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 (《缮性》) 。圣人“德隐”, 身不隐, 圣人就在你面前, 但你不晓得他是圣人;而儒家的“隐”, 是身隐而德不隐, 身在山林江湖而心系朝廷。

  所以, “入世”“出世”之说, 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济世, 入世固然是为了济世, 出世也是为了济世, “隐居以求其志, 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 , “深根宁极而待” (《庄子·缮性》) 也。

  济世, 是先秦一切哲学家共有的追求。《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政治主张, 并且四处奔走。墨子针对“靡于万物, 晖于数度”的社会弊端提出“尚同”“尚贤”“节用”“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 “不 (与夏禹) 异, 不与先王同” (《庄子·天下》) , 背周道而用夏政。老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 提出“无为而治”, 完成“小国寡民”的政管理想。而庄子则站在历史的高度, 指出一切这些主张皆缺乏以从基本上处理社会危机, 他以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弊病在于社会撕裂, 尊卑贵贱等级森严, 以致于“人与人相食” (《庚桑楚》《徐无鬼》) , 因而, 提出回归“至德之世”的政治主张。由于只要“至德之世”, 才干够“阴阳和静, 鬼神不扰, 四时得节, 万物不伤, 群生不夭” (《缮性》) , 今世一切的社会矛盾, 才会迎刃而解。

  中国传统文化是济世文化, 但是这个传统, 后来受佛教的影响转向了。中国的文人由“济世”转为“救己”, 于是呈现三教鼎足的场面, 佛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佛”, 道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仙”, 儒教追求的是个人如何成“圣”, 宋之朱熹、明之王阳明在当时影响宏大, 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成“圣”之途径不同。

  明末清初, 随着封建王室的衰微, 外敌不时入侵,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于是济世文化开端兴起, 顾炎武“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就是当时文化人的代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无数的志士仁人, 为了救亡图存, 探索救国救民的谬误, 矢志不渝, 前赴后继, 舍生取义, 斗争牺牲, 与殖民主义和反动权力停止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但是, 诚如毛泽东所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反动之后, 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谬误, 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所以, 真正高举“济世文化”这个优秀传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中心的党中央又制定“两个一百年”的斗争目的, 开端了富国强国的新长征, 我们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四周, 坚决地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 坚忍不拔、锲而不舍,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绚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