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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尼采的历史观及其共同体形式

博今文化 / 2020-03-24

  摘    要: 欲把握尼采的历史哲学,须以精确了解其关于历史(Geschichte)与历史学(Historie)这对概念的辨析为前提。在尼采那里,历史哲学以历史(Geschichte)为基准,展开与历史学(Historie)之间的比赛。这一辨析能纠正学界的一个通识——在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福柯的历史观念通常被以为是继承了尼采的历史观念。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尼采的历史哲学以神话(Mythus)与历史(Geschichte)为两翼,有效地考虑了在时空框架中回溯原历史(Urgeschichte)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一回溯并非意在表达尼采关于古希腊的民族认同,而是以神话-历史的形式深思现代国度。所谓形式,在此意味着从历史追问中所能取得的建构姿势,并以之展开关于具有奠基性、结构性以及敞开性力气的预示。神话-历史的形式,作为现代性“畜群”自治的对立面,提醒出历史哲学面向某种共同体的孕育才能。

  关键词: 历史哲学; 历史; 历史学; 神话; 共同体;

  如何面对历史?历史的意义终究何在?这是历史哲学所关怀的问题。尼采曾言:“除了经过对历史(Geschichte)和哲学的应用之外,人们再也不能经过任何别的东西来使本人超越当前的时期。”尼采将历史与哲学并置在同一层面,关于历史有着深入的考虑。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言:“在历史思想中,正如在19世纪文化活动的简直各个方面一样,弗里德里希·尼采标志着一个转机点……他的大多数哲学着作都是以对历史学问题的考虑为根底的,大多数在办法上以至能够被以为是属于历史的。”怀特在强调历史哲学与正统史学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的同时,将尼采的历史思想与马克思、黑格尔以及克罗齐的思想一同视为历史哲学的代表。但他最终得出结论:“在尼采的历史概念中,无论什么样的共同体的出路都遭到了坚决抵抗。在尼采那里,没有什么历史根据是为了构建任何特定的政治姿势而存在,除非是反政治的姿势自身。”本文的写作初衷正是关于怀特这一结论的深思。笔者欲标明,尼采的历史哲学如何以积极的建构姿势包含着关于共同体的考虑。在尼采的思想语境中,从古希腊到现时期的阐述可视为关于一部退化史的呈现,这种呈现并非标明其重点关注衰落,而是关于历史之可能性的有效考虑。故此,与其说退化史是衰落的表现,毋宁说它意在寻求生命开展以及消费的可能性。

  一、概念的辨析:历史与历史学之辨

  提及尼采的历史思想,人们想到的常常是《历史学关于生命的利害》这篇他写于早年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历史问题第一次得到了较为系统化的阐述。历史初次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衰落迹象——尼采称之为“历史学热病(historischen Fieber)”[1](P.246)——得到了诊断。他深信,人要从历史病中康复就必需回绝历史主义,或至少标明历史主义并非全部谬误。由此,历史哲学呵斥流俗意义上的历史学以及历史主义。尼采在后期着作中更普遍地提出克制历史主义的见解,由于历史主义使人类在感情上与根源产生了隔阂,它牺牲生命自身而仅仅关注人工制品。众所周知,黑格尔将“历史之终结”融入绝对肉体,与之相应,历史在尼采这里必需与生命整合在一同,由于生命并不超越于历史之外。黑格尔与尼采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达成了分歧:他们没有肯定人类能够为所欲为地塑造平面化的现代梦想。1

  在尼采看来,历史学之所以是一种病,正是由于历史的退化。基于此,要正确看待历史,就须在尼采自己的特殊语境中辨别历史(Geschichte)与历史学(Historie)。无论是其所谓的“历史学热病(historischen Fieber)”还是“历史学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以历史学(Historie)这一概念为基石的说法均标明现代性的鲜明特征,而历史(Geschichte)指向的是反对现代教养的原初维度。历史学与其说是关于历史的研讨,毋宁说是关于历史的叛变。尼采说的很分明,辨别历史学与历史的重要规范在于生命自身。在这种辨别中,历史携带着永久性盲目离队于生命,而历史学意欲成为现代科学的仆从。于是,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和历史与生命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面对历史主义用历史学(Historie)消解生命,历史哲学须盲目回到对历史(Geschichte)的追问与了解中。

  历史学(Historie)作为疾病至少有两个病症:第一个病症是自觉性。即历史学自觉地服从于人之主体性。针对此状况,历史哲学明白地请求我们远离客观想象(这种想象以为人能够掌控世界的一切),这其中就包括远离有关人类为所欲为地建构历史的臆想。尼采的这一批判在施特劳斯(Leo Strauss)那里得到了回应,施特劳斯亦以为:“历史主义者们……认定由历史研讨所带来的对人的见地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见地所特别地和首要地关注的,不是永久的和普遍的东西,而是变易的和共同的东西。……由于一切的人类思想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情形,一切的人类思想就都必定了要随着它所属于的历史情形而衰落,被新的、不可意料的思想所取代。”总之,历史学之所以遭到拒斥,皆因它所许诺的是形形色色的个人自在,而不再是关于次序与构造的追随。

  历史学作为疾病的第二个病症是衰退性。历史学是历史之衰退的表现。形象地说,这就好像一具安康的身体退化为患病的身体普通。安康的历史(Geschichte)效劳于生命,而患病的历史学(Historie)仅效劳于现代科学,其本质就是,历史学失去了历史本应有的激扬态势。“现代历史学问追求僵死、被动,为历史学问自身而追求历史学问。”历史学是关于生命之延缓、停息以及障碍的力气。由此,关于历史的研讨变成了尼采所批判的“一系列写得引人入胜而又浅显易通的着作”,浅显性无疑是关于生命的敉平。尼采强调的是,生命不是浅水而是暗流。这标明,历史不应聚焦于对过去的编纂以及对现代性的描摹,而须饱含永久的动能。

  当历史学着眼于庸俗而渺小的事物时,它便只能描写细枝末节,这就是尼采口诛笔伐的“肖像式史学”。到了《善恶的此岸》等后期着作中,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尼采更是暗示出“历史之死”这一观念,这与前期关于“肖像式史学”的批判相比,其关于历史学的批判水平无疑更甚。历史哲学的意义正在于拒斥伪历史(历史学)关于历史的鸠占鹊巢。总之,从历史中取得的应该是发明性激动,而不是惬意、麻木以及关于平缓的满足。历史哲学须勇于将个人和时期投入尝试之中,并将历史(Geschichte)视作一种值得跟随的巨大楷模,而不是随便地承受历史学(Historie)的麻木与诈骗。

  当历史学关于巨大的事物充溢敌意,转而囿于现代性之庸俗与市侩时,历史则侧身面向古代。关于尼采而言,古代既非蛮横的烙印,亦非僵固的化石,而是生命之源泉。值得留意的是,尼采返本穷源式的考虑中饱含着不容无视的煽动性,这种煽动性源于其思想中特有的悲剧性逻辑,它同时尊重过去和面向将来。正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一千个目的和一个目的”这个议论根本政治主题的专章里,尼采标明,他对现代国度的深思正是以对古代民族之路的修复为参照,并经过修复古代之路而树立一个全新的民族,以此展开关于历史学的将来式超越。

  随着现代性进程,历史主义忽然以成熟的面孔呈现,它逐步地动摇了那在其幼年时期曾庇护过它的信心。以隐喻来描绘这一思想事情就是,历史本来犹如一个受生命哺育的孩童,在现代性加速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孩童畸构成长并最终与生命发作分裂,它不再倾听生命,并将之判别为哄骗小孩的摇篮曲。它自以为不再需求生命的庇护,以至试图凌驾于生命之上。基于此,尼采或会同意施特劳斯的以下说法:“历史主义如今就像是实证主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实证主义……把关于真实的真正学问同等于由经历科学所提供的学问。”历史哲学之所以批判实证主义,正是由于实证主义仅停留在外表,而无法窥见深层的动力源泉。历史由此摆脱了神秘而成为历史学,由于神秘在它看来只是无本质的假定。但是,神秘决非是经历的匮乏,而是关于经历的超越。历史也并非关于(现代)时期的无条件趋同,毋宁说是关于时期的评判。

  尼采以为本人的思想是一首将来哲学的序曲,显而易见的是,他希望以超越时期的姿势完成关于时期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请求跳呈现代而返回古典时期。精确地说,假如说历史哲学的前提是了解过去,那么这种了解也须同时对将来负有义务。过去与将来不只指向时间层面,而且在隐喻与位移中滑向空间层面。缘由在于,历史哲学效劳于其思想中心——自然或者说生命。在由自然所统摄的整全中,时间与空间彼此占有。查拉图斯特拉关于霎时(Augenblick)的肯定即是证明。霎时不只是原初时辰与将来时辰的聚集,而且在永久轮回之圆环(Ring)这一坐标中盘旋以及伸展,它在趋向自然之际突破空间上的封锁。值得一提的是,尼采的历史哲学与本雅明的“自然史(Naturgeschichte)”这一概念暗含着某种互通性。与尼采的历史考虑一样,自然史同样是“进步史观”的对立面,在此根底上,本雅明也质疑了现代性教养认可的“同质而空泛”的时间。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之后,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2这一形象继续面对现代性灾难而展开批判。在此根底上,历史哲学并非是关于过去与如今的简单整合,而是在时空框架中关于自然与人类之间内在关联的捕获,并在此重建救赎、经历、理想以及历史存在的生动详细性。总之,历史(Geschichte)与历史学(Historie)之辨带来的有益启示是,历史哲学一直应以动态化、延展式的时空坐标来构筑生命,而不是屈服于现代教养。由此尼采请求的是,人类须以果敢与坦诚面对过去以及面向将来。

  二、一个考虑:尼采历史观与福柯历史观之辨

  在概念辨析之后,笔者将集中阐述一个话题,即尼采的历史观念与福柯的历史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尼采作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位置很少遭到质疑。学界通常以为,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福柯谱系学的先导,与此同时,福柯谱系学则是关于尼采的历史见解的延展以及发扬。针对此观念须指出的是,尼采经过道德谱系学表达的不只是关于道德问题的根本关心,此关心亦适用于其关于历史的态度。接下来笔者试图标明,尼采的历史哲学与福柯的历史观念在多大水平上可被辨别看待,而非后者关于前者的继承。

  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这一经典文本中,福柯对在尼采文本中占领重要位置的概念“根源(Ursprung)”和“来源(Herkunft)”做了辨别。福柯以为,关于根源(Ursprung)的追溯是哲学史家的工作,而关于来源(Herkunft)的关注则指向谱系学家的工作。以关于追根溯源的否认为前提,福柯肯定了谱系学的思想旨趣。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低估了根源关于尼采思想的重要意义。关于尼采而言,作为原一(Ur-Einen)的生命之源(Ursprung)建基于它所统摄的整体,而不是福柯了解的仅仅意在廓清与恢复。

  进一步说,福柯在根源(Ursprung)和来源(Herkunft)之间所作的辨别终究能否适用于尼采自己关于谱系学的建构?笔者持疑心态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福柯并没有完好地阅读或翻译《道德的谱系》的前言,他是从前言的第二段开端的。”而尼采在前言的一开端就明白标明其态度,他以为我们有充沛理由置信,所谓的“有学问的人类”实践上关于本身并不知晓,由于我们从未寻觅过本人。尼采在质疑人可以完整认识本身的同时暗示出一种原始含糊性,这意味着,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所谓的客观真相,倒是要尊重认识的“悬置性”。在《善恶的此岸》第289条,哲人在探求哲学根基时最终“停下、回忆、环顾,不再深挖而是放下了他的铲子,他的举措随意而值得疑心”。铲子作为人为的工具是关于生命的肆意毁坏,相较于铲子,尼采更喜欢钓钩,垂钓是归于生命的合法举措。在其隐喻系统中,尼采所意欲捕捉的鱼群潜藏在生命源泉之中。面对生命,垂钓者必需坚持兴味、热情以及慎重的探测才能,而不是如公开工作者般的蛮横之力。

  通观《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福柯皆在强调偶尔、不肯定、异质以及团结。福柯以为,在历史开端发现的并不是关于来源的绝对认同,而是抵触。与之不同,关于生命之来源的考虑一直是尼采不能跳过的基本问题。首先要明白一点,尼采的确没有从目的论的来源来解释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关于来源的追随。换言之,他关于来源的考虑指向的不是目的论,而是生命自身。众所周知,狄奥尼索斯——作为性来源的隐喻——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贯串于尼采大局部着作3。在很多中央,尼采关于来源的攻击是关于人类肆意妄为之举的攻击,由于由人类设置的来源无疑是关于生命的僭越。在《道德的谱系》中呈现了好几种来源:人类学来源,生理学—心理学来源、经济来源、法律来源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基本来源(即作为来源的生命自身)。其实,“关于纯真来源的追求,关于降生时辰的寻觅,不断存在于尼采的思想中”。与之相对,福柯对其谱系学的一个实质规则则是“谱系学请求耐烦和理解细节……它反对寻求‘来源'”。,故此他强调的是事物的偶尔、变易以及不肯定性;而在尼采这里,任何繁衍以及消费活动均不能以疏忽来源为成立条件。实践上,尼采面向来源的考虑恰恰是福柯思想中的空白区域。

  不难看出,福柯关于谱系学的界定彰显出后现代思想的兴趣,但是尼采的谱系学并非如此。有一种普遍为众人所承受的观念是——尼采关于道德谱系学的讨论预示了福柯学问考古学以及谱系学的批判方式。笔者以为这里存在着混杂。详细而言,福柯的考虑努力于边缘范畴(灰暗地带),而尼采面向的是作为整体的生命(这是道德与历史所依附的基本力气)。福柯以为谱系学的实质在于——在道德、禁欲主义或惩罚的来源处停止研讨,从而废除同一性;但严厉说来,尼采关于来源的考虑不属于此范围,其谱系学不能否定,而是矫正以及肯定。在《道德的谱系》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罪欠、良知谴责等的调查并非仅仅意味着否认,更不是福柯谱系学所强调的关于连续、差别以及爆破力的赞颂。事实上,尼采关于道德谱系学的讨论有着更为基本的动机,福柯关于多元性以及差别性的强调会极大地掩盖尼采的工作。尼采的任务在于,经过道德问题提醒生命的根基(虽然他有时会将之隐喻为“深渊”)。这一任务足以标明,他所展开的工作不应仅以福柯的方式继续下去。换言之,后现代主义扩散式、断裂式的探求办法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而尼采所强调的恰恰是融贯式的探求方式,这种探求方式具有普遍的容纳性以及孕育才能。

  尼采并非如福柯想象的那样不肯定。在其谱系学中,尼采攻击任何方式的人为道德,但这种攻击不是为理解除关于人类的限定,而是为了以正义的准绳作用于人类。其否认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肯定。这种肯定就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盛赞的“捐赠的道德”,这一道德直指超出个人尺度之上的正义,正义可被了解为——关于谱系学所肯定的多元化以及不肯定的某种深层指引。与此同时,假如历史失去了这种指引,那么历史也就不能成其为历史。

  以谱系学为轴,福柯以为他遵照着尼采的道路强调历史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关于历史的了解能否与尼采的了解坚持分歧?笔者同样持疑心态度。福柯以为,“真正的历史感认定的是,我们存在于无数丢失的事情堆中,没有里程碑,也没有一个原初的坐标。”在此根底上,“历史学还教诲我们如何讪笑来源的庄严性。”而在尼采这里,历史不只不能肆意戏弄来源,反而必需为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寻根,以及治疗本人的现代疾病。因而,福柯建构的谱系学并没有继承尼采关于历史的本真态度,反而疏忽掉了尼采思想的中心——那种服从于生命之永久的历史态势。

  在对历史学做出否认之后,尼采并没有一味地谴责历史,他说的很分明:“我们需求历史,由于过去继续浪水滔滔地在我们中间活动;以至我们本人也不过是我们每一时辰从这种继续活动中觉得到的东西。”历史学——作为现代学问的产物——基本不晓得古代关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现代人具有历史学问,但却完整不晓得如何将这种学问归入我们生活的整体,不晓得古代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此根底上,关于历史的态度是须敲击它,而不是仅把历史视为插曲、细枝末节以及偶发的事情。在某些状况下,尼采以嘲讽的口吻把关于事物的团结(Zersplittern)与合成(Zerfasern)戏称为“历史化”,而这一历史化正是福柯的着眼点——关于细枝末节以及偶发事情的关注。

  尼采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作为源头所能给予人类的培育以及滋养。关于他而言,历史将无意义与有意义,严酷与仁慈以悖论的方式分离在一同。只要这样,历史才不会掉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以及降格为偶尔事情。与其说历史是不稳定性的断层与裂痕(这是福柯关于历史的见地),毋宁说它是关于作为原事实(Ur-Faktum)的生命的响应,历史中的生灭流变正是关于生命之发明性与消灭性的见证。与之相对,那种否认来源的谱系学在承认历史有一个原初来源的同时,亦剔除掉了历史的基本意义。福柯关于历史之来源及其连续性的批判标明,他倡导的是差别、断裂、偶尔的历史观,由此他错失了尼采意义上的历史最为中心的作用——为生命效劳。总之,尼采的工作一直是——以端正的态度(而非现代性的手腕)和灵敏性打通如今与过去(而不是加深断裂)。

  三、共同体的建构:历史与神话之衡

  随着历史退化为历史学,历史(学)只剩下猎奇和伪装无所不知。假如说在尼采对历史学的深思中躲藏着思想的真正旨趣,那么其思想终究指向何处?随着《历史学关于生命的利害》最后一节中所呈现出的关于“非历史的”(unhistorisch)以及“超历史的”(überhistorisch)的考虑,我们须不时地回溯这篇短文中潜藏的意义。笔者以为,这里有两个关键中央不容无视,其一是尼采在第七节关于“一种内在的建立激动”(ein innerer Bautrieb)[1](P.296)的肯定,其二是他在第一节就率先提出的关于“塑造力”(plastische Kraft)的描绘,塑造力指向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是民族与文化。这种塑造力从基本而言指向历史承载的建构意义。

  尼采以为,19世纪的现代国度是由学问以及技术组成的“畜群”自治圈。从相当水平而言,这个自治圈的急速扩张与历史的退化有关,而历史从其自身退化为历史学又与基本力气的陨落有关。在此,基本力气的陨落直指神话(Mythus)的衰微。尼采从《悲剧的降生》就开端考虑神话的重要性,并一再在着作中谈及神话,直到晚期着作《偶像的傍晚》以关于狄奥尼索斯神话的赞颂结尾。这位历史哲学家一直肯定的是与生命自身严密相关的神话。依照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历史哲学必需是一种对人类历史上的权威构造的批判性研讨”。那么在尼采这里,这种指向文化重生的权威构造便不能短少神话,由于唯有神话才会给文化带来安康的、发明性的自然力气,并给整个文化带来统一性。当历史退化为历史学(历史学问)时,历史学完成了关于文化的谋杀。尼采说道:“历史学问激动:它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开展过程,并把任何特殊的东西从这一过程中肃清进来。这种激动解除了文化激动的最巨大的力气。”故此,历史哲学在深入的危机认识中乞灵于神话,并回溯到由原历史(Urgeschichte)统摄的权威构造中。

  现代性教养在施行的过程中会背叛原历史,从而使得现代反动沦为向普遍、同质以及世俗意义的进军。这样,反动到达的结果反而有可能变为拒斥自然的暴力。为了避免反动沦为暴力,应以和谐的方式处置。当历史主义以其线性进步拒斥神话时,历史哲学须重建人类与原初自然(ursprüngliche Natur)之间的关联。哈达布(Lawrence J.Hatab)对此说道:“事实上,尼采将排挤转变为交感(a sense of crossing),由此不再是彼此之间的消弭,而是构成一种互惠式的联络。”进而言之,历史哲学会同意以下说法:“人类要做的不是努力回到动物状态,逃避关于过去的学问,而是要学会分离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既能遗忘也能记忆。”。由此,尼采提出了一种和谐的形式,此形式便是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均衡,从某种角度来看,此形式是关于古人均衡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才能的效仿。

  据此历史哲学指向极具张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作为原历史(Urgeschichte)的生命的运作形式。正如有学者所言:“相反,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使我们可以并盼望发现那些对我们的最佳才能而言的真实事物,我们应该在过去中寻觅的正是这些东西。假如这种寻觅究竟还可能完成,那么,能完成这种寻觅的正是这样的人:他愿意在想象中完整进入过去的生活,同时尽可能少地携带现代的肉体家具。我们能够在过去发现文化和文化的运作形式,而这些形式在我们停止实验的过程中,可能对我们有价值。历史学术研讨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为那些能有益地运用这些形式的人提供这些形式。尼采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运用家。”正是在这种形式的运作中,神话才有可能展开其自在滑动,并涤除掉附着在历史之上的功利主义以及档案性质。

  学界对尼采的印象常常是,其思想在汪洋恣肆般的表达中构成关于传统摧枯拉朽般的冲击。笔者欲标明,历史哲学的建构形式何以可以与尼采的身位联络在一同。从历史与历史学之辨到历史与神话的共同谋划,历史哲学考虑的并非历史这一单一话语,由于历史是一个充溢张力的力场(a tensional force-field)。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以宽广的视野俯瞰现代性之道德、文化、政治等诸种观念时,他同时完成了关于现代性之伪历史(伪装无所不知以及无所不能)的反讽,并暗示了我们人类所能通向的巨大的可能性。对此须进一步研讨,那隐含在尼采思想中动态的、使得不同力气之间共存的构造是如何运作的。借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毫无关联地脱离已从基本上感遭到的世界次序的力气”。正如《历史学关于生命的利害》中强调的那样,非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遗忘和记忆,关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同样重要。

  与之相对,现代国度消弭了这种充溢张力的形式。尼采将国度视为具有特定管理技术的人造物。现代国度关注的是区域性的自我利益,它疏忽了神话,而仅仅从历史学方面把握本人,与之相联络的是关于文化的毁坏,是肯定的世俗化,是外表化的强劲与浅层的不时发热。所以“尼采将现代社会中神话的碎片化描绘为一种‘虚无主义'的状态”。在那个被戏称为花斑母牛镇的集市上,乌合之众汇集在一同,但他们不是一个有机的团体。对此尼采以为,哲学家应该教人“疏远”。在关于“间隔的激情”(das Pathos der Distanz)的发明中,他深信小政治的时期曾经完毕。小政治——以国度为单位的区域性管理——毁坏了历史的消费才能和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络。永久轮回作为“超越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的思想标明,查拉图斯特拉的时间-空间-游戏4作为巨大的政治是超越国度的政治。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千个目的和一个目的”这一章中,查拉图斯特拉试图弥合一切民族持有的形态万千的善恶观。尼采请求的是,国度以及民族扬弃其本身的距离性价值与利益,由此推进关于一个有机共同体的建构。在这部着作第三卷的重要章节中,查拉图斯特拉又迎来了狄奥尼索斯。在《悲剧的降生》中,狄奥尼索斯——作为神话的主角——预示着尼采关于希腊文化以及希腊民族的肯定,而在这里,狄奥尼索斯作为查拉图斯特拉的肉体导师,他率领查拉图斯特拉在思想序列中创作着超拔于民族的,指向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神话叙事。这一思想序列历经上帝之死、超人、权利意志,最终抵达永久轮回。芬克(Eugen Fink)对此说道:“查拉图斯特拉将关于超人的教导告知一切人,将关于上帝之死和权利意志的教导告知少数人,将永久轮回这一思想仅向本人诉说。”从上帝之死到永久轮回,查拉图斯特拉最终在私人化的思想空间中迎来了自在。但是,永久轮回不只指向个体化自在,永久之圆环(Ring)——作为真正自在的意味——聚焦于对整全的肯定,尼采由此完成了个体自在与有机制度的分离。

  随着原历史(Urgeschichte)的破碎,“共同体设想”意味着关于某些既具有灵敏性而又不失庄严的形式的考虑。这样的考虑既指向青年尼采以悲剧肉体为要旨的关于神话(文化)之重生的设想,也指向成熟时期的查拉图斯特拉关于地球之家的赞颂。尼采置信,关于历史的了解须以某种方式促成我们对整全的了解。据此,假如将共同体了解为仅仅指向人类本身并由此将原子式的个体联合在一同的模型,那将是严重的误解。“共同体设想”标明的是以下信心:人类仅在本身平面化的生存中无法到达某种完美而自在的状态。在真正的自在(而不是区域性的自在)中,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关于事物的了解方式更具灵敏性以及兼容性。

  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尼采关于艺术、宗教、道德、政治等问题皆有考虑,这些问题应被看作指向原历史的子问题。当尼采从共同体的视角切入这些问题时,他请求我们以更为丰厚的方式了解我们的生活,从而对人类的共同历史处境做出深思。这标明,尼采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聚焦于个体的精英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形式作为现代性“畜群”自治圈的背面,它可以剔除任何伪历史的自满、琐碎以及躁动。故此,历史哲学在建构形式中展现出发明以及承载的可能性,并对理想有所启示。